宽己严人

身为读者，每天付钱买报读报，公众绝对有权力批评报章的素质，其中也包括记者、编辑和管理层的素质；这就等同身为纳税人，公众绝对有权力批评政府的政策。你无需办报经验，也无需曾经担任过首相。

一些记者会是不必开的

随着通讯网络科技的发达，以及社交网络的成形及普遍化，讯息传播已形成了「地球村」，或全民皆记者的格局。

目前，只需一机（智能手机）在手，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将讯息或新闻发送上网络，得以瞬间将讯息图文并茂的传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对于地方记者而言，在时代的需求之下，已经到了「一笔在手」（无线宽频），可机动式的，随时随地都可将最新采访到的讯息整理成新闻稿，图文并茂的通过各种媒体工具，如报章、手机短讯或网络发布出去。

然而，笔者发现，一些地方上的乡团、社团，甚至是政党组织，还没有与时并进，善用科技带来的便利。

比如，还有许多的乡团、社团及政党，在发布新闻稿时，还是劳师动众的找来理事领导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不仅浪费大家的时间，也拖延了讯息的发布。

笔者的意思，并非指各组织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传达讯息是错误，或说记者不愿意去进行这类的采访，只是要说明，在发布一些不是很重要及繁杂的讯息时，其实是可以使用最简单省时的方法。例如，自行拍下照片及写上所要发布的讯息，通过手机或电脑传给记者，这不只省下了时间及金钱，也加速了新闻发布的速度，因为记者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时接收到讯息，并能够马上将讯息整理发布。

笔者也明白一些社团及政党组织面对的局限，如不懂得使用通讯科技等。但无论是百年历史的乡团组织或地方上的政党，都应该一方面加速与完善会务或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拥抱新科技，才能与时并进。

（星洲日报／沟通平台‧星洲日报实兆远办事处记者：陈世传）

××××××××××××××××××

以上是这个星期中我所阅读到的第二篇类似的文章。

有一次我和友人谈起本地文告格式的问题，我问他，干嘛在写文告时使用第三人称？发表文告的人怎么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他』，这文章明明就是『本人』说的话，不是吗？他说，这是记者要求的『规格』。

这种流水稿可常在《当今大马》或《独立新闻在线》看到。

我们也发现到一点，如果在文告中使用第一人称时，媒体引述原文内容的段落通常会比较少；如果使用第三人称时，媒体引述的段落篇幅会比较多。

我不理解为何会有这种现象，也许是因为copy and paste习惯成自然，当文稿中出现『我』或『本人』或『我党』时会变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要High Light哪一段。

星洲记者陈世传在上面这篇文章中指出本地社团或政党在发表文告时的普遍情况，可是他所写的也只不过是半个事实。

首先，由社团组织发给记者（或当地的报馆办事处）的文告和照片如果一经采用，负责该新闻的记者是有钱收的（只限于照片）。

再来，一般上社团或政党文告都已经用电邮发稿，而报馆方面也只不过是把这些文告在进行删减，以达到报章排版字数的限制，整个作业里头完全没涉及任何重新起稿的程序。

这里我必须阐明文告的意义，所谓的文告（所发出的新闻稿）和记者发布会的意义同等。两者的差别只在于前者是付诸于文字，而后者则是口述，它们的共同点即是对某个事情表态，仅此而已（活动通告不在此例）。

同时，记者会的用处即是让记者与发布者互动，而文告却只倾向于单向表态。

如果一个社团组织或个人选择于上述任何一种方式表达立场，那是他或所属社团的选择，这与『新闻发布的速度』或『错误传递信息』毫无关系。而身为记者或媒体，实际上不能『指示』（这里可解读成『建议』）发布单位以何种形式发表立场。

雪州议长邓章钦就曾经因为批评了华文报界而遭众矢之，许多记者都觉得愤愤不平。林放在中国报的【邓章钦教鸭子游泳】写道：「邓章钦如果受邀出席类如『华文报章素质』研討会发表论述，他即使怎样鞭挞报章和记者的水准，受批评者再没面子也得哑忍，以尊重学术研究。不过，这位华小毕业生，从来没进过华文报馆工作的经验和理解，却仗著律师资格和议长地位说教，评论非其专业的课题，就会被解读为恬不知耻地教鸭子游泳，教老爸如何让妈妈生孩子。」

林放的说法，仿佛是在指：「你没当过首相，请别评论国家政策，因为你从来没进入过首相署当首相的经验和理解」。

身为读者，每天付钱买报读报，公众绝对有权力批评报章的素质，其中也包括记者、编辑和管理层的素质；这就等同身为纳税人，公众绝对有权力批评政府的政策。你无需办报经验，也无需曾经担任过首相。

章钦是文人，说话不够婉转，得罪完所有华文媒体似乎是意料中的事，可却也同时道出了本地华文媒体的溴境——素质上有待改善，其中包括记者谈吐的口气、新闻用词、专题内容的掌握等等。

媒体和社团/政党/社会人士的关系相辅相成，今天媒体记者在批评某些人士滥用新闻发布管道时，是否也该抚心自问，检讨一下本身的素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