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汇报会,国阵政府就依然在自爽,交流必须是有诚意,人数不是考量,但素质却很重要!拿破仑讲过一句,如果让我选择,狮子将军带兔子兵,或兔子将军带狮子兵,我会选择首选! 从拿破仑的意识及选项,可以看到,对倚重将军的领导,多过兵士的素质!2010年1月31日星期日
毫不留情:政府给我送来一项讯息
他们想要让我知道这不是一宗爆窃案,同时他们也留下了一项『讯息』给我。那讯息的意思现阶段还不明确,可是,他们留下的刀子和剪刀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一些东西,不管那是什麽。美加纳兹慕丁(Megat Najmuddin Khas)是我在瓜拉江沙马来学院的学长,同时也是巫统纪律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想要我回来马来西亚,根据他的说话,就是『做个男子汉』,他向我承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他会永远敬佩我。
我无法保证我将会获得他永远的敬佩,可是,我却可以保证,如果我出现的话,我将没法睡在家里的床上,我将呆在双溪毛糯监狱——那是当我等待着大概几十项控状的时候,包挂煽动罪(大概六项不同的罪名)、刑事毁谤罪(三项控状)、官方机密法令(大概有四至五项不同的控状)、多媒体法令等等,又或者是在《内安法令》下的无审讯扣留,呆在甘文丁扣留中心。
我们能够不假思索的确定,我的这许多项审讯将会花好多好多年(尤其是当你涉及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的上诉时),而我将不会获得保释外出,继续蹲在牢房中等待审讯过程。还记得琳斐南德斯(Irene Fernandez)的案件吗?她的官司耗时十年。
※艾琳起诉前锋报诽谤胜诉 吉隆坡高庭裁决赔偿20万
因此,我在官司中的胜负已经不在重要,每项罪名大概会是6个月到18个月的监禁,即使我打赢了官司,我还是得花许多年的时间坐牢。如果我打输了官司而被判入狱的话,我大概能够在同一天出狱,因为我大概已经服完了我的刑期,而我所遭受的还押将超过我的刑期。
总的来说,我宁愿自首以获得较短的刑期,而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即使打赢了这场官司,我还得坐很长时间的牢。
美加已经向我保证会给我公平的审判,他也指出政府能够保证我的安全,同时不会有事发生在我身上。
美加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我的这项献议。昨夜,一些人进入我在双溪毛糯的住家偷东西,他们成功的关闭保安系统,并破门而入。
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被偷走,连箱子里的硬币都还在。
他们翻箱倒柜,并翻阅我所有的文件。他们很肯定的是在找某些东西(或想留下一些东西),而没兴趣偷东西。我的电视、光碟机等等的,连碰也没碰,家中其他的值钱财物也是这样。
他们想要让我知道这不是一宗爆窃案,同时他们也留下了一项『讯息』给我。那讯息的意思现阶段还不明确,可是,他们留下的刀子和剪刀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一些东西,不管那是什麽。
我可以想象到的是,当我睡在监狱中时,我妻子独自一人在家,而不晓得他们将会在几时再次的回来兑现这些『讯息』。
谢谢你美加,可是不了,谢谢。你们的人昨夜已经送了一项讯息给我,放了满屋子的刀子和剪刀大概意味着一些东西,虽然我不肯定到底是什麽意思。或许是巫师做法,而那些是在我家施的『魔法』。这是一个可能性,他们无法用合法手段对付我,因此他们企图用魔法干掉我。嗯……真是耐人寻味。
怎么说都好,美加,带着你的讯息去死吧!我的讯息比你的棒。巫统和国阵的日子不久了,趁着还有时间,好好的享受你们政权的最后时光吧!我们步入布城的那一天将会是清算之日,而我将会确保你们的人把昨夜留在我家中的刀子和剪刀通通吞进肚子里头。
出处∶Malaysia Today
原题∶No Hold Barred∶The government sends me a message
作者 ∶拉惹柏特拉
发表日期∶31-01-10
翻译 ∶西西留
【星洲日报】政治数字
举个例子:下届大选,假设国阵贏得29席,民联则获得27议席,国阵只能组成简单多数政府。在这种局势下,万一有2个原属国阵的议席突然悬空而形成双方各拥27席的僵局,考验便来了。最近政坛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一个目標国阵和民联都有共同的目標,即打倒对方,在下届大选贏得中央政权。
既然目標相同,就不可能合作,还得互相攻击。为了政权,大家搞出许多荒腔走板的事情。
台上闹哄哄的推介转型计划,第二天却冷冷清清,记者比出席的民眾还多。转型计划的高谈阔论太多了,造成热潮已退。
当局担心大学生倾向反对党,因此致力於控制大学选举,搞到马大亲学生阵线的支持者抗议电子投票制,要求重新选举。原本国阵是要亲近大学生,如此制衡学生力量,会不会弄巧成拙?
到目前为止,雪州能力、公信力与透明度特別遴选委员会(SELCAT)揭发的都是国阵前任州议员使用拨款的舞弊事件,希望SELCAT和其他民联州政府也大公无私,不会姑息党內同僚的滥权行径。
两个安华308大选前,安华是多么的英明神武,巡迴各州发表演说,掀起政治海啸;大选后,撮合行动党和回教党,与公正党组织民联。
现在的安华完全是另一个模式,变得拖泥带水、婆婆妈妈。
去年沙巴领导层出现纷爭,杰菲里没有受委为主席,就辞去全国副主席职,还恫言退党,安华特地飞去沙巴,宣佈杰菲里保留原职,並掌管东马沙巴及砂拉越事务。
居林万拉峇鲁国会议员朱基菲里三番四次搞事,安华视若无睹,现在前檳州主席再林炮轰林冠英,安华会不会又大事化小?如此怕事,如何达到夺权的目標?
三个总会长马华有三个总会长,一个是有名无实、只处理部门事务的掛名总会长,另一个是有实权、处理党务的总会长,最后一个是以华团共策会主席身份,接见华团领袖的总会长。
一个党三头马车,大家得其所哉,何必重选?没有人再追究翁诗杰“输一票也走”的承诺,他可以继续当官、担任总会长;虽然蔡细歷不是总会长,但权力和总会长一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廖中莱也满足当总会长的慾望,得空时就喊一喊:还党诚信。
四分五裂“一个马来西亚”口號喊到震天价响,但事实是四分五裂,犹如国中有国、党中有党。
在发生教堂纵火和掷山猪头案件后,要如何解决宗教之间的问题?一些国阵成员党认为应该设跨宗教理事会,一些领袖却不认同。政府主催的宗教对话,何时举行?
吉兰丹是否有权享有石油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认为应该享有,党內同僚同声驳斥,看来拉沙里就快跳槽民联。如果民联党內有党,巫统也好不到哪里去。巫统是要走向开放,还是保守?至今没有答案。
星洲日报/一心不乱‧作者:林瑞源‧2010.01.31
逐鹿问鼎:谈到新秩序
如果安华在外头而又什麽也不做的话,那又有什麽意义呢?不如就去坐牢吧!至少反对党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安华的价值已经缩小到这种地步,他死比活着的价值还高些。峇眼峇鲁(Bayan Baru)国会议员再林哈欣(Zahrain Mohd Hashim)已经宣布说他有十名民联国会议员准备跟随他加入国阵。
好啦!他也许有两三位,甚至是四位,可是很肯定远远少过十位,而不是如他所声称的那样。
其实,再林想要跳槽的事已经闹了好一段日子。而在几个星期前,终于原形毕露了。可是他不能无事生非,他需要一个『强大的理由』,像是一种『等待已久的决定』以作出行动,要不然他就看起来像是机会主义人渣兼混球了。
这就是为何他出来臭骂首席部长林冠英了,他叫他为独裁者、共产党思想等等的。
他当时希望冠英会回骂,并挑战他脱离公正党,加入巫统或其他的。这样的话,冠英将会被视为『赶走』再林的『臭人』,冠英到时看来会像个霸王,而再林会是个受害者。
可是冠英当时比他们想象的聪明多了,他不上钩,他不想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回应,结果这个计划搁浅了,而如果再林轻举妄动的话,他将会蒙受严重的信誉问题。
再林没时间了,他想要在反贪委抓到他之前快点达到他的目的。看来他在巫统的那段日子里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反贪委有足够的证据让他做一百年的牢,而唯有跳槽到巫统能够保得住他那条狗命。如果等到反贪委前来逮捕他,以几十条贪污罪名控告他,而他又来不及脱离公正党加入巫统的话就为时已晚了。
他想要来个锦上添花,好让他的献议更加吸引巫统,他想要给巫统一项美味的『配套』,这就是为何他宣布说他有能力带其他十名民联国会议员跟他一起加入巫统了,而他不是在说马来国会议员,而是包栝了一些华人和印度人在内。
可是这些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是马来人所谓的『有问题的人』(orang-orang yang bermasalah)。
其中一名华裔国会议员累计了一屁股的赌债,为了还债,他向大耳窿借了许多钱,而现在他们正在向他追债,他受了很多压力,他甚至不敢回家,以避开大耳窿见到他,跑来他家敲门。
毫无疑问的,他需要很多钱还赌债,在加上他欠大耳窿的钱。除了国阵,他还能去哪里找钱呢?结果,他加入再林所谓的『出埃及记』,以大笔金钱作为补偿,这样就能还清他的赌债了。
麻烦的是,他不止需要大量金钱摊还他的债务,以及让那些债主和大耳窿放他一马,他也需要金钱继续维持他声色犬马的生活。
因此,这不只是为了还债,这也能够让他继续嫖赌,因为他还为准备『修身养性』。他想要继续享受他这种生活——而这次他有足够的金钱来挥霍他这种生活。
这伙人之中的另一名准备跳槽的华裔国会议员有两位情妇。是的,没错!你一点也没听错,两名情妇!而他的其中一位情妇住在敦依斯迈花园(Taman Tun Dr Ismail)才刚刚生产。因此,这位华裔国会议员刚当上了一名私生子的父亲,而这会带给他一些问题。
巫统威胁说会揭露他和他的不道德私生活,他的前途该怎办呢?因此,为了保护他的私隐,同时确保巫统将不会揭露他的情妇和杂种的事,他需要考虑离开民联加入国阵,也许是马华、民政或是人民进步党。
就如我所说,再林所说的脱离民联,加入国阵的十人帮全都是有问题的人。
好啦!再林说,有十名民联国会议员会跳槽到国阵(尽管我相信人数会少过这些),而如果真的发生了,国阵就会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二多数议席。无论如何,我才不管这些呢!就让他们离开吧,尽管如此会造成国阵重夺国会的三分二多数议席。
我们必须开始谈『新秩序』(The New Order),为了达到新秩序,我们需要国州议员要有较高的道德基准,民联需要设定一些指标和建立一套价值观系统,而任何无法达到这个指标的都必须离开。
让我们开始谈『新政治』(Politik Baru),旧式的便利性(expediency)和机会性(opportunity)政治必须被淘汰,而任何还在玩弄这旧规矩的人必须被砍掉,把他们干掉,将他们的尸体丢到猪圈中喂猪。
人民对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感到厌烦,他们投票是为了改变,他们投票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以看到这些转变,可是他们看到的却是换汤不换药。
这就是他们在三〇八所投下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投票干嘛?如果我们要国阵的政治方式,那就干脆投选国阵,如果你将获得的是旧酒新装,为什麽要投给民联呢?
可是,一只手拍不响,如果不是猫不在,老鼠哪敢放肆,而这就是为何这些老鼠会变成最糟糕的大老鼠,因为猫已经跑去睡觉了。
而我所说的这只『猫』当然指的是安华了,那些有问题的人都是安华身边的人,这不是很凑巧吗?
这些有问题的人已经变成大问题,因为安华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这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巫统或国阵的『过去岁月』时已经是问题人物,可是他们现在成为了问题是因为安华让他们成为了问题。
安华目前已经成为了反对党的债务,为了反对党好,安华应该去坐牢。至少在牢中,我们可以利用安华成为司法不公的标识,让他的监禁获得一些资本,因为安华在外头对反对党没任何好处。
如果安华在外头而又什麽也不做的话,那又有什麽意义呢?不如就去坐牢吧!至少反对党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安华的价值已经缩小到这种地步,他死比活着的价值还高些。
再林可否说服安华加入那堆不久即将脱离民联,加入国阵的十人帮呢?对我而言,这将会是一石二鸟,问题解决了,那位让问题继续的人物也被解决掉了。
我的希望会不会太过分了点?
出处∶Malaysia Today
原题∶The Corridors Of Power∶Talkin’ bout The New Order
马来文版:Bercakap Tentang Arahan Baru
作者∶拉惹柏特拉
日期∶31-01-2010
翻译∶西西留
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
毫不留情:有律师酱说话的咩?
喂!这不是人气比赛,我不是企图在一场人气比赛中拿第一,我正在试图结束超过五十年的巫统霸权,为马来西亚带来改变。如果因为我企图做出的这些导致我成为大马最惹人厌的人物,我一点也不会在乎。你的十道问题
任何对马来西亚企业界只有一般认识的人都听过丹斯里美加美加纳兹慕丁(Megat Najmuddin Megat Khas)这个名字。总而言之,他是一名四家上市公司的主席,以及其他三家公司的总裁,所担任都是非执行总裁一职。除此之外,他一直以来都是联邦公共上市公司(Federation of Public Listed Companies),以及马来西亚政府企业机构(Malaysian Institut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的主席。身为一名受过训练的律师,他也是巫统的政治老将,担任党内的纪律委员会。
丹斯里美加美加纳兹慕丁私下回答……
为何最近您公开劝告您的老同学,《今日大马》网站的拉惹博特拉卡玛鲁丁(Raja Petra Raja Kamarudin)『回来面对烂摊子』(come back and face the music)呢?——吉隆坡李宝拉(Paul Lee)
当年我在寄宿学院瓜拉江沙马来学院(Malay College Kuala Kangsar,MCKK)就读时,他是我的学弟。他曾经指责,一些还真的是严重的指责,可是他却无法有证据证明这些指责。逃出国外,隔空放话并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别再耍猴戏了,像个男子汉般的回来,对你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学校,我们被教育成一名绅士,他应该面对法庭,使用他的事实证明和证人,说服法庭他才是对的。公正是两方面的,他会获得我永远的敬重,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样做!
(剩下的九条问题可继续点击这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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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加发出的十道问题中的其中一道,你可以在上述链接中阅读剩下的九条问题。
我要回应其中一条与我有关的问题。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甚至后来才做)回应所有的十道问题——就像我最近对《新海峡时报》三苏的回应那样。可是,考量到我可能会很『长气』,这篇文章将会连续好几页。因此,让我先谈谈美加提出的这条问题。
这是美加说的:「……可是他却无法有证据证明这些指责……像个男子汉般的回来……他应该面对法庭,使用他的事实证明和证人,说服法庭他才是对的……他会获得我永远的敬重,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样做!」
我认为美加不明白,他是因为太过顽固,或只是装傻呢?身为一名律师,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有律师酱说话的咩?
我已经说过,我在这里再说多一次。我无需证明任何东西,我已经被逮捕了,同时也被控上法庭。控方需要证明我是有罪的。球在他们脚下,他们必须提出证据,并带出证人以证明我是有罪的。我所需要做的是提出合理的怀疑,而如果我成功这样做的话,法庭必须让我有权质疑,并宣告我无罪。
美加不曾步入法庭,以见证我多日来的听审。如果他曾经来过,他的说话大概会比较像个律师该说的话,而不会做出如此令人尴尬的说法,这反映出他没有资格和能力成为一名律师。
一名被控告的人士有权在任何他认为是合宜的情况下为自己抗辩,无论他抗辩的内容是多么的聪明或笨拙,法庭不能(当然也包挂控方)决定或干涉。可是,当法庭阻止部分呈堂证供,或部分证人出庭作证,在一个正确的审讯中,就可被指责否决了他的权力。
如果法庭想和我对着干,为何我还需要『应酬』法庭呢?我现在就告诉法庭和政府去死吧!如果他们想要一场公平游戏,那我会接这场球,可是如果他们在操弄司法系统,那我就走开。
美加怎么不明白这些吗?我在告诉法庭,如果他们干掉我,我会告诉他们去吃自己。美加这颗蠢脑袋怎么想不到这些吗?
另一项备注是——「像个男子汉般的回来,对你自己的言论负责。在学校,我们被教育成一名绅士,他应该面对法庭,使用他的事实证明和证人,说服法庭他才是对的。公正是两方面的,他会获得我永远的敬重,最重要的是,他愿意这样做!」——再次的,我想美加此言差矣!
「如何身为男子汉?」※如果美加对莎士比亚说出这样的话,他大概会这样问回他。从容大方的走入法庭,躬下身让法庭肏你就表示是个『男子汉』吗?我以为他在马来学院所受的教育能够让他变得更聪明些,我只能说马来学院花在他身上的教育是个浪费。
※“What maketh a man?”—原文改编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一幕三,原文是由国王卫士普罗尼尔斯(Polonius)所说的“For the apparel oft' proclaims the man”,翻译成白话英语即是“Because clothes often make the man”,也即是成语『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后来马克吐温也说了类似的句子。现在这句话被修改成『怎样才叫男子汉大丈夫?』(What make a man?)
看来我们对『男子汉』的定义有所分歧,美加对『男子汉』的看法是把自己交给检控官和变态的司法。我对『男子汉』的想法是,从来也别让任何人肏你的屁眼——甚至就连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西亚的司法制度也是一样——而如果他们企图这样做的话,转身脱裤,给他们看看你的屁股,然后告诉他们去自己肏自己吧!
常言道,什麽人养什麽狗。因此,对美加而言,成为『男子汉』即是成为一只耗子,这是我说理解的。说我而言,成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意思就是说『不!』,而这就是我要告诉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西亚司法机构的话——『不!不!不!』
噢……美加凭什麽认为我需要赢得他或任何人『永恒的敬佩』呢?难道他以为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出风头吗?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在乎美加和任何其他巫统或国阵的人对我的看法,他们对我的意见一点也不重要。
我的目的就是竭尽所能的企图让国阵和巫统倒台。国阵和巫统的目的是企图握紧政权——不择手段,在所不惜。对国阵和巫统而言,任何事物都是公正的游戏,甚至是种族主义和宗教争议。前几天,馬來西亞回教發展局(JAKIM)向着几千个人演讲,说另一场五一三即将上演。巫统在全国奔走,告诉它的党员们马来西亚即将会爆发『内战』。
难道美加是在说,国阵和巫统是如此高贵和诚实,而我却不是?
我实在不在乎人们对我的看法和说法,我能够以自己的游戏规则对抗和打击国阵和巫统。
喂!这不是人气比赛,我不是企图在一场人气比赛中拿第一,我正在试图结束超过五十年的巫统霸权,为马来西亚带来改变。如果因为我企图做出的这些导致我成为大马最惹人厌的人物,我一点也不会在乎。
因此,美加,我真的一点也不在乎你和你的巫统的人对我的看法,老实说,如果你和巫统爱我的话,这真的很有问题,这表示我没把我的工作做好。只有整个政府、巫统和国阵都在憎恨我,想我早点死掉的话,这才表示我功成身退了。
这是我的任务,并可以当成是我的任务和展望说明。
出处∶Malaysia Today
原题∶No Hold Barred∶Lawyer ini macam cakap ke?
作者 ∶拉惹柏特拉
发表日期∶30-01-10
翻译 ∶西西留
两伊战争期间新加坡对伊拉克的军援
新加坡是个主要的商业贸易港,同时对武器输出管制的条例非常松动,因此被利用为伊拉克输入武器的货物转运点,同时也提供了化武出售地点,以及成为了外国设计的武器的生产地。
输出管制
白瑞•罗哲(Roger Barry)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时提到,真正武器管制的重点是,在终端用户证明书中,其用户的(身份)确认必须准确。「如果贸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DTI)只是在表格上画个勾,然后说『他们说这些将去到我们的友好国家奥地利』,或是『这些将去到我们的老友记新加坡。』,那将是不足够的。」从一些数据看来,新加坡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陆空三军。
地雷战术
在两伊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即是伊朗志愿者冲向地雷区,用自己肉体扫雷。波斯湾所使用的地雷战术是导致美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对付伊朗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两者是相关的,因此,有必要鉴定这些地雷的来源。
意大利的制雷技术
在两伊战争发生前后,意大利已经向伊朗和伊拉克输出地雷和水雷。意大利的制雷工业主要环绕在三家企业:凡尔塞拉公司(Valsella)、米沙公司(Misar SpA)、泰克诺瓦公司(Tecnovar Italiana SpA)。『米沙』和『泰克诺瓦』是由『凡尔塞拉』的前雇员所创办。这三家公司精通地雷和相关产品,同时也涉及了直接出口,或在国外进行生产。这些公司的主要收入来自出口,并由意大利国防部的公开支持下,获得优惠的出口管制和金融便利。
地雷阵是不容忽视的,为了扫雷,伊朗人只能提起勇气以肉身前进。在两伊战争时,意大利扮演着直接输出地雷给伊拉克的角色,直到后来,意大利政府执行出口管制,它才将其制造转移至新加坡,而制雷所使用的炸药来自瑞士奧利崗康華特公司(Oerlikon Contraves AG)。
把意大利的制造厂迁移至新加坡
两伊战争于 1980年9月份爆发,『凡尔塞拉』开始获得政府准证向伊拉克输出军火,『凡尔塞拉』共获得七张准证,(意大利政府)于1982年发出最后一张准证,该准证于1984年1月份到期,该批准证的出口总额超过1亿1千万美元。然而,政治压力却迫使意大利加强对伊拉克的出口管制。为了掩盖这些条例限制,该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在新加坡的这家公司中,他们使用了『凡尔塞拉』的元件,以及来自瑞典博福斯公司(Bofors)的炸药进行组装,然后才将地雷运往伊拉克。输出地雷到伊拉克的活动直至1986年为止才结束。
在1984年,菲亚特(Fiat)收购了『凡尔塞拉』和『米沙』,这时,『凡尔塞拉』主要集中在研发更复杂的地雷(比方说电子地雷和使用加密讯号的遥控地雷),而『米沙』则着重于水雷的开发。
化学武器战术
2002年12月,伊拉克发表了1200页的武器报告,并揭发了一张来自东西方企业和国家,也包栝了个人,在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输出生化武器的名单。名单中名列前茅的是新加坡,它是最大的化武卖家(生产4,515吨化武)。新加坡一家名为『金半岛』(Kim Al-Khaleej)的公司出售了超过4,500吨的维克斯气(VX)、沙林毒气(sarin)和芥子氣(mustard gas),以及配件给伊拉克。
联合国武器检查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在2002年1月27日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他根据蒂莫曼(Timmerman)在伊拉克所做的检查报告,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更新』其简报这样表示。
「布利克斯最近向联合国报告时,记录了许多许多违反禁令,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的例子。在伊拉克发布的文件中,首次揭露了全球的采购网络,这个网络仰赖的是来自各国政府高层的暗中协助,以及来自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主要银行。伊拉克的供应商来自庞大的跨国企业……一些较小的公司,比方说,一家位于新加坡,名为『金半岛』的企业,已被鉴定为伊拉克的门户,这家公司声称提供了超过4,500吨的维克斯气、沙林毒气和芥子氣,以及配件。」
伊拉克所揭露的各种公司中,许多都被充作伊拉克的第三国家卖家。
「在两伊战争时期,印度为伊拉克输送武器,后来,它也被发现向伊朗输送了大量的类似材料。巴格达的中介当中,其中一名持有德国护照的伊拉克人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家公司,其目的就在于此。」
出处∶Wikipedia
原题∶Singapore support for Iraq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作者 ∶
发表日期∶
翻译 ∶西西留(修正)
输出管制
白瑞•罗哲(Roger Barry)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时提到,真正武器管制的重点是,在终端用户证明书中,其用户的(身份)确认必须准确。「如果贸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DTI)只是在表格上画个勾,然后说『他们说这些将去到我们的友好国家奥地利』,或是『这些将去到我们的老友记新加坡。』,那将是不足够的。」从一些数据看来,新加坡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陆空三军。
地雷战术
在两伊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即是伊朗志愿者冲向地雷区,用自己肉体扫雷。波斯湾所使用的地雷战术是导致美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对付伊朗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两者是相关的,因此,有必要鉴定这些地雷的来源。
意大利的制雷技术
在两伊战争发生前后,意大利已经向伊朗和伊拉克输出地雷和水雷。意大利的制雷工业主要环绕在三家企业:凡尔塞拉公司(Valsella)、米沙公司(Misar SpA)、泰克诺瓦公司(Tecnovar Italiana SpA)。『米沙』和『泰克诺瓦』是由『凡尔塞拉』的前雇员所创办。这三家公司精通地雷和相关产品,同时也涉及了直接出口,或在国外进行生产。这些公司的主要收入来自出口,并由意大利国防部的公开支持下,获得优惠的出口管制和金融便利。
地雷阵是不容忽视的,为了扫雷,伊朗人只能提起勇气以肉身前进。在两伊战争时,意大利扮演着直接输出地雷给伊拉克的角色,直到后来,意大利政府执行出口管制,它才将其制造转移至新加坡,而制雷所使用的炸药来自瑞士奧利崗康華特公司(Oerlikon Contraves AG)。
把意大利的制造厂迁移至新加坡
两伊战争于 1980年9月份爆发,『凡尔塞拉』开始获得政府准证向伊拉克输出军火,『凡尔塞拉』共获得七张准证,(意大利政府)于1982年发出最后一张准证,该准证于1984年1月份到期,该批准证的出口总额超过1亿1千万美元。然而,政治压力却迫使意大利加强对伊拉克的出口管制。为了掩盖这些条例限制,该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在新加坡的这家公司中,他们使用了『凡尔塞拉』的元件,以及来自瑞典博福斯公司(Bofors)的炸药进行组装,然后才将地雷运往伊拉克。输出地雷到伊拉克的活动直至1986年为止才结束。
在1984年,菲亚特(Fiat)收购了『凡尔塞拉』和『米沙』,这时,『凡尔塞拉』主要集中在研发更复杂的地雷(比方说电子地雷和使用加密讯号的遥控地雷),而『米沙』则着重于水雷的开发。
化学武器战术
2002年12月,伊拉克发表了1200页的武器报告,并揭发了一张来自东西方企业和国家,也包栝了个人,在过去二十年对伊拉克输出生化武器的名单。名单中名列前茅的是新加坡,它是最大的化武卖家(生产4,515吨化武)。新加坡一家名为『金半岛』(Kim Al-Khaleej)的公司出售了超过4,500吨的维克斯气(VX)、沙林毒气(sarin)和芥子氣(mustard gas),以及配件给伊拉克。
联合国武器检查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在2002年1月27日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他根据蒂莫曼(Timmerman)在伊拉克所做的检查报告,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更新』其简报这样表示。
「布利克斯最近向联合国报告时,记录了许多许多违反禁令,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的例子。在伊拉克发布的文件中,首次揭露了全球的采购网络,这个网络仰赖的是来自各国政府高层的暗中协助,以及来自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主要银行。伊拉克的供应商来自庞大的跨国企业……一些较小的公司,比方说,一家位于新加坡,名为『金半岛』的企业,已被鉴定为伊拉克的门户,这家公司声称提供了超过4,500吨的维克斯气、沙林毒气和芥子氣,以及配件。」
伊拉克所揭露的各种公司中,许多都被充作伊拉克的第三国家卖家。
「在两伊战争时期,印度为伊拉克输送武器,后来,它也被发现向伊朗输送了大量的类似材料。巴格达的中介当中,其中一名持有德国护照的伊拉克人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家公司,其目的就在于此。」
出处∶Wikipedia
原题∶Singapore support for Iraq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作者 ∶
发表日期∶
翻译 ∶西西留(修正)
【东方日报】向政经领域进军
最令我吃不消的,是华教同仁在还未向我进一步求证前便直接通过报章非议我的言论。9月21日雪州董联会主席及董总常务委员刘明渊同仁通过报章说:「胡万铎的谈话已经引起很多人不满,因为他事先并没有在董总常务委员会讨论过此事。(向政经进军)这个建议是不实际及不可能做得到的。」胡万铎
在我当董总主席期间,「力行事件」丶「马华另立董教总」丶「马华打进董教总丶纠正董教总」丶「向政经进军」等重要华教事件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连贯发生,真的是华教重担千斤挑,承受各种批评与压力。既然自己站出来领导董总,就得无畏无惧,咬定立场不放松。即使是千军万马,也得挺起胸膛应付。
1992年9月7日至17日,董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企管学院联合主办第18届华语现代管理研讨课程,意在提升华校生对经贸概念的认识丶管理与应用。
17日晚,我应邀在结业典礼上讲话。在讲稿发给记者的同时,我在演讲中进一步阐述讲词内容。
19日,各大华文报章均以显着版位大标题「董总朝政经领域发展」,登载了我的讲词,主要内容是:「董总主席胡万铎指出,董总经过数十年的奋斗,华教已达发展阶段,今後拟突破维护华教的方式,保证在不影响母语教育下,朝向政治丶经济领域发展。」
《中国报》则更详细引述了我讲话的原意:「董总要华人都受教育,而不只单受华文教育,在不影响母语教育的地位上,开拓更多的英语丶国语课程,培养政丶经专业人才。」
「华人若只接受『华文教育』,不能在马来西亚立足,难以在国际上与他人一争长短,因此华人教育除了华文,尚包括英文丶国文丶政治丶经济丶商业与技职教育(以及数理)。」
《中国报》刊登的,就是我17日晚讲话内容的原意。不知何故,其他报章竟然没有把我的全部讲话内容完整刊登出来,导致我的讲话见报後,引起华社政党强烈反应,曲解了原意,认为我带领董总直接参与政治与经济领域,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最令我吃不消的,是华教同仁在还未向我进一步求证前便直接通过报章非议我的言论。9月21日雪州董联会主席及董总常务委员刘明渊同仁通过报章说:「胡万铎的谈话已经引起很多人不满,因为他事先并没有在董总常务委员会讨论过此事。(向政经进军)这个建议是不实际及不可能做得到的。」
第二天,报章以「董总欲进军政经,各州董联会反对」为题,说「胡万铎日前有关董总将参与政经领域的言论,已经引起多个州董联会的不满(反对),同时这番话也令他们感到震惊和遗憾。」
很多评论如排山倒海般冲着我来,电话也响个不停。我的话已被严重扭曲,当时真的有点心力交瘁。很多人已乖离了评论的原则。
当然,事情还有鲜为人知的後继发展,就在9月21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
30.01.10
逾期弹药流他国?台国防部:如有将提诉讼
2009年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举行总统大选前,台湾委外销毁的8000多吨旧弹药,依合约应在保加利亚销毁,但其中1884吨竟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重新包装後,非法转卖到非洲安哥拉。
逾期弹药流他国?台国防部:如有将提诉讼
原文:中央社
2010/01/20 13:04
(中央社记者李淑华台北20日电)媒体报导台湾逾期弹药疑流向他国。国防部今天表示,履约督导规划非常详细丶绵密,「在形式上丶各项文件上,都没有问题」,但如真有外流具体事证,将提法律诉讼。
壹周刊报导,「2009年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举行总统大选前,台湾委外销毁的8000多吨旧弹药,依合约应在保加利亚销毁,但其中1884吨竟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重新包装後,非法转卖到非洲安哥拉」。
国防部上午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军备局采购中心主任王国武表示,如真有壹周刊披露的情事,将发函请EXPLOMO合约厂商确实回答。此外,也会请各个公正公司提出详细的公正报告。
王国武强调,整体来讲,国防部履约督导规划非常详细丶绵密。就目前来讲,「在形式上丶各项文件上,都没有问题」。
他说,如果真有外流的事证,会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包括依据合约撤销原来验收合格的决定;第二,要求得标厂商返还货款丶履约保证金;第三,也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求偿名誉上的损失。如涉有伪造变造,将移送法办。
王国武说,为防止逾期弹药委外有外流情形,在履约督导方面已采取各项措施。
他指出,要求得标厂商EXPLOMO公司须出具最终处理证明,也就是出具在保加利亚的最终处理证明。另外,也委请两家公正公司帮忙处理,包括国内的上林公司丶国外Variety公司,每个月必须提出公正报告,「在各个履约的节点设置防止外流的措施」。
他进一步说明,依合约也要求处置厂商,也就是保加利亚的MAXAM厂商每天须有工作日志,例如每天销毁哪些弹药丶数量多少及照片。
媒体质疑,委外销毁的包括信号弹丶手榴弹,为何国军没有能力处理?联勤司令部联合支援指挥部参谋主任简世峰说,国军早期是用爆毁方式处理废弹,但会衍生污染问题,这几年环保意识抬头,无法再以爆毁处理。
他说,这些信号弹丶手榴弹之类的,有部分属於化学类弹药。逾期很久,量也不是很大,如要投资设备进行销毁,是不划算,所以改以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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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丑闻!1800顿台湾弹药 竟卖恐怖组织
原文:壹苹果
2010/01/20 17:17
台湾逾期的弹药竟成恐怖组织的军火来源!军方第三次委外处理的8060吨旧弹药,因监督不周,其中1884吨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转卖到非洲安哥拉分离分子丶黎巴嫩真主党与其他恐怖组织,而使我国卷入此一国际丑闻,势将严重打击台湾的国际形象!
根据最新一期《壹周刊》报导,罗马尼亚总统特里安巴塞斯古,去年被爆其弟转卖台湾旧军火,而使台湾卷入此一国际丑闻。台湾国防部花5亿元委外销毁的8千多 吨弹药,依合约应在保加利亚销毁,但被其中1884吨竟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重新包装後,非法转卖到非洲安哥拉,可能与卡宾达解放阵线丶黎巴嫩真主党与其他 恐怖组织有关,使台湾弹药涉及恐怖组织,卷入国际丑闻!
更扯的是,此事在罗马尼亚吵了数个月,但我国防部却毫不知情,周刊15日向军方查询,获得的答案是「事关机密,不予评论」,但记者以罗马尼亚爆出台湾军火被转售的丑闻询问,军方才知兹事体大。国防部发言人指全案2009年8月已在保加利亚完成验收结案。对於部分弹药被转往罗马尼亚无具体事证,倘若确有违法契约事实,国防部将采取法律途径并依约求偿。
逾期弹药流他国?台国防部:如有将提诉讼
原文:中央社
2010/01/20 13:04
(中央社记者李淑华台北20日电)媒体报导台湾逾期弹药疑流向他国。国防部今天表示,履约督导规划非常详细丶绵密,「在形式上丶各项文件上,都没有问题」,但如真有外流具体事证,将提法律诉讼。
壹周刊报导,「2009年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举行总统大选前,台湾委外销毁的8000多吨旧弹药,依合约应在保加利亚销毁,但其中1884吨竟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重新包装後,非法转卖到非洲安哥拉」。
国防部上午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军备局采购中心主任王国武表示,如真有壹周刊披露的情事,将发函请EXPLOMO合约厂商确实回答。此外,也会请各个公正公司提出详细的公正报告。
王国武强调,整体来讲,国防部履约督导规划非常详细丶绵密。就目前来讲,「在形式上丶各项文件上,都没有问题」。
他说,如果真有外流的事证,会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包括依据合约撤销原来验收合格的决定;第二,要求得标厂商返还货款丶履约保证金;第三,也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求偿名誉上的损失。如涉有伪造变造,将移送法办。
王国武说,为防止逾期弹药委外有外流情形,在履约督导方面已采取各项措施。
他指出,要求得标厂商EXPLOMO公司须出具最终处理证明,也就是出具在保加利亚的最终处理证明。另外,也委请两家公正公司帮忙处理,包括国内的上林公司丶国外Variety公司,每个月必须提出公正报告,「在各个履约的节点设置防止外流的措施」。
他进一步说明,依合约也要求处置厂商,也就是保加利亚的MAXAM厂商每天须有工作日志,例如每天销毁哪些弹药丶数量多少及照片。
媒体质疑,委外销毁的包括信号弹丶手榴弹,为何国军没有能力处理?联勤司令部联合支援指挥部参谋主任简世峰说,国军早期是用爆毁方式处理废弹,但会衍生污染问题,这几年环保意识抬头,无法再以爆毁处理。
他说,这些信号弹丶手榴弹之类的,有部分属於化学类弹药。逾期很久,量也不是很大,如要投资设备进行销毁,是不划算,所以改以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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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丑闻!1800顿台湾弹药 竟卖恐怖组织
原文:壹苹果
2010/01/20 17:17
台湾逾期的弹药竟成恐怖组织的军火来源!军方第三次委外处理的8060吨旧弹药,因监督不周,其中1884吨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转卖到非洲安哥拉分离分子丶黎巴嫩真主党与其他恐怖组织,而使我国卷入此一国际丑闻,势将严重打击台湾的国际形象!
根据最新一期《壹周刊》报导,罗马尼亚总统特里安巴塞斯古,去年被爆其弟转卖台湾旧军火,而使台湾卷入此一国际丑闻。台湾国防部花5亿元委外销毁的8千多 吨弹药,依合约应在保加利亚销毁,但被其中1884吨竟遭罗马尼亚总统家族重新包装後,非法转卖到非洲安哥拉,可能与卡宾达解放阵线丶黎巴嫩真主党与其他 恐怖组织有关,使台湾弹药涉及恐怖组织,卷入国际丑闻!
更扯的是,此事在罗马尼亚吵了数个月,但我国防部却毫不知情,周刊15日向军方查询,获得的答案是「事关机密,不予评论」,但记者以罗马尼亚爆出台湾军火被转售的丑闻询问,军方才知兹事体大。国防部发言人指全案2009年8月已在保加利亚完成验收结案。对於部分弹药被转往罗马尼亚无具体事证,倘若确有违法契约事实,国防部将采取法律途径并依约求偿。
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逐鹿问鼎:冠英是独裁者?好样的!冠英
可是,林冠英不是任何人的走狗,他不是在他的办公室服务巫统的利益,或是前巫统人士的利益,他们不过是在巫统的仕途暗淡,现在企图在公正党重整旗鼓罢了。当巫统的马来人抨击来自反对党的华人时,他们通常会使用『共产党』这个字眼。对巫统的马来人而言,任何华人如果反对巫统即是共产党。
这就是公正党国会议员再林(Zahrain Mohd Hashim)对来自行动党的首席部长林冠英的称呼——『共产党思想』。
可是,在过去再林是巫统,好啦!也许现在他已经人在公正党,可是那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过去几十年来他都在巫统那里,更甚的是,他曾经是槟州巫统的关键人物,他曾经领导过几个周内最重要的部门。
简单来说,以真正的巫统本色而言,再林曾经是槟城的其中一位党阀——他在许多年来已经是这样了。可是这些巫统党阀,甚至是前巫统党阀,现在都当上了反对党,在槟城不再举足轻重。对一些像再林这一号人物而言,这是极度寂寞难耐的,他曾经几乎操着槟城的『生杀大权』,而现在他甚至就连更换他办公室中的窗帘布都要获得『独裁者』林冠英的允许。
让那些巫统,甚至是现在已经在公正党的前巫统人物感到难受的是,在往昔民政党州政府时代,真正掌握大权的是巫统,而民政党首席部长只不过是巫统的一只走狗,他在办公室中的作用不过是在服务巫统的利益。
可是,林冠英不是任何人的走狗,他不是在他的办公室服务巫统的利益,或是前巫统人士的利益,他们不过是在巫统的仕途暗淡,现在企图在公正党重整旗鼓罢了。
在公正党的前前巫统人士,尤其是那些槟城人,将需要自我调整以顺应新『文化』。在当年巫统的好日子中,华人坐在宝座上,而马来人是宝座后的权力,他们操纵着名政党和首席部长。巫统所需要做的叫首席部长去跳楼,他会回应:「有多高?」(注:叫他跳楼他就跳楼)
林冠英有他自己的主见,他知道当务之急(总之,根据总稽查司的说法,槟城是管理得最好的州属)。他了解巫统文化,而这些都毫不保留的已经『输入』到公正党当中。没有人能对他施加压力或是恐吓他,他不能允许自己成为傀儡首席部长,就像当年巫统管理槟城时,民政党当前锋那样。
就这样,我们失去了留在公正党当中的一些前巫统人士,虽然他们曾经是党阀,可是现在不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成全他们,就让他们离开吧!虽然我们会看到霹雳州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州属。公正党的『新春大扫除』(行动党和回教党也是一样)拖得太久了。
我也该提一提所有的前巫统人马,比方说,哈山阿里(Hassan Ali)、祖基菲诺丁(Zulkifli Noordin)、再林哈欣(Zahrain Mohd Hashim),以及其他众多的人士,他们不仅没干过什麽好事,却成为了公正党和民联的问题根源。如果我要列出名单,像鲁斯兰卡欣(Ruslan Kassim)、伊占(Ezam Mohd Nor)、洛曼诺阿当(Lokman Adam)、罗再益(Rozaid Abdul Rahman)、哈纳菲曼(Hanafiah Man),还有许多来自巫统加入公正党,结果在造成许多问题后在回巢巫统的人,这篇文章也许需要二十至三十页才写得完。
是时候让我们洗心革面肃清党内了,甚至如果需要利用『非民主』手段也在所不惜,要不然这些麻烦将没完没了。也许林冠英可以教一教我们一些『非民主』技巧,好让公正党可以利用来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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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州公正党国会议员批林冠英独裁 不适合续担任首长
《风云时报》2010-01-29
(吉隆坡29日讯)民联再次出现内部纷争,槟城峇央峇鲁区国会议员再林(Zahrain Mohd Hashim)抨击该州首长林冠英,指责他为一名独裁者。
曾经是公正党槟州主席的再林形容林冠英为一名“独裁、沙文主义以及拥有共产思想的人”。他表示,林冠英根本无法兑现他自己在大选作出的承诺,因此民联不应该再向这位来自马六甲的槟州首长作出妥协以及让步。
再林强调,自己不是在攻击行动党,只是觉得如果林冠英再继续(独裁)下去的话,将会成为民联在槟州的负累。
“林冠英不喜欢被批评,只要受到某一些人的批评,他便会标签那一个人为国阵的代理人。一旦林冠英下了这样的判断,即使是行动党的人也没有说话的空间。”再林这样说道。
再林指出,林冠英无法兑现他曾经许下要实行地方议会选举以及使用公开招标制度的承诺。
设立公开招标制度遥遥无期 工程只批给相熟人士
他认为,林冠英不愿意实行地方议会选举是因为那将会削弱他本身的权力。他指称,林冠英虽然答应过要实行公开招标制度,不过自己却成了招标局的主席。“这比国阵时期的制度还更不如。”再林厉声批评说。
“当我批评他的时候,他就把我标签为国阵的代理人。我当然不是国阵的代理人,我只是不想看到民联继续食言,当工程只是批给相熟人士的时候,这对民联而言是一种羞辱。”
除此之外,再林认为林冠英不适合继续担当槟州首长,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也不了解槟城人民的要求。“虽然他周游列国,但是却无法引进外来投资。选民正在观察他的表现,槟城选民是非常注重经济表现的。”
民联三党合作问题多 多次引起人民关注
再林也质问林冠英为何在民联大会上三分之一的演讲都是用华语进行,他认为林冠英身为民联的领袖,应该尊重其他种族并使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来演讲。
民联“成军”差不多要两年以来,多次出现三党人士互相批评、抨击的情况。
去年回教党雪州领袖哈山阿里,公开点名指责行动党领袖刘天球,并且大肆批评雪州能力、公信力及特别遴选委员会所举办的听证会是在侮辱政府官员,导致民联内部的强烈反弹,闹得满城风雨。
就在上个星期,公正党的祖基菲里诺丁更向警方报案,要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回教党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引起全国哗然。公正党决定将诺丁交由纪律委员会调查,就连据说与诺丁关系匪浅的安华也认为,他做得过分了,再次引发民联内部合作危机的讨论。
马来文翻译版:Guan Eng diktator? Baik untuk Guan Eng
出处∶Malaysia Today
原题∶The Corridors Of Power∶Guan Eng dictator? Good for Guan Eng
作者∶拉惹柏特拉
日期∶29-01-2010
翻译∶西西留
【东方日报】宗教与现代化
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神职人员或信徒,也不必然就是既成体制的拥护者,而也可能是改革,甚至是对立者,回教世界便常有这现象。解放神学流行的拉丁美洲,有不少神职人员便是既成体制的批判者。在菲律宾,也多次出现过神职人员领导群众对抗既成体制(尽管他们避免本身执政)。孙和声
宗教是个不容易把握全貌的现象,这也清楚地显现於有关世俗化与宗教复兴的二大相反趋势中。在一些社会,如西北欧,出现了宗教在社经文教方面影响力长期衰退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在回教世界丶拉丁美洲丶美国等,宗教影响力却历久不衰或重现活力。
研究宗教或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多认为,现代化会产生脱宗教化现象。工业化丶城镇化丶交通的便利化丶科技的进步丶识字率与知识的普及丶消费主义的兴起丶女性地位的提升丶个体主义的崛起丶民权与平等观念的传播丶政治参与的扩大等,都会冲击到宗教的影响力。
有者甚至认为,宗教有碍现代化,如命定观丶来世观丶反物质的禁欲观丶反高利贷的金钱观丶不平等的两性观丶非生产性的宗教职能丶神职人员多偏向保守政权等。但也有人唱反调,认为宗教并不必然有碍现代化,关键在於如何诠释宗教。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认为,禁欲的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有助於资本积累。如新教占主流的西北欧,便较其他地区(包括天主教地区)更发达。
同理,80年代後,不少学人因看到东亚发展神速,提出儒家伦理有助於推动经济。有者认为,儒家分士大夫型与俗民型,起推动经济增长的则是流行於民间的小传统,即俗民型,而非大传统的士大夫型儒家。
从权力关系的角度看,神职人员或信徒,也不必然就是既成体制的拥护者,而也可能是改革,甚至是对立者,回教世界便常有这现象。解放神学流行的拉丁美洲,有不少神职人员便是既成体制的批判者。在菲律宾,也多次出现过神职人员领导群众对抗既成体制(尽管他们避免本身执政)。
从政教关系的角度看,除了回教世界,大多数国家多实践政教分离或政府中立的原则。隔离政治与宗教,不等於教徒不够虔诚。美国与印度人民虽虔诚,但不支持神权国,以避免两者间纠缠不清,反而影响到宗教安宁。
在现代社会,现代化或宗教化已不是那麽彻底与全面,而是程度与程度的相对事宜。宗教与现代化或世俗化并非截然对立,而是非绝对化与非全面化。个人可选择要否过虔诚的生活,然却是出於自愿自发,而非受迫,即享有信或不信的个人自主权。现代化不必排斥宗教,却可创造让个人自由抉择的条件。这或许才是处理宗教与现代化关系的可行出路。
人是多向度而非单向度的,故需要也是多样的。强调人道主义的社会应为人的多元需求创造条件,而较全面的现代化正是创造此条件的基础。较全面与高度化的现代化应会促使更多的人重视个人的选择自由,回教社会亦然,尽管这不是项立竿见影的历程。
29.01.10
【东方日报】可以相提并论吗?
吊诡的是:邱培栋当天也针对武吉波浪华小被白蚁蛀蚀的校舍於去年9月14日倒塌後,重建拨款未有着落事件发言,提醒甲首长莫哈末阿里莫忘了他於12月16日在一项晚宴中,宣布若中央没及时拨款,甲州政府将拨出100万令吉给武吉波浪华小的承诺。许万忠
行动党马六甲爱极乐州议员邱培栋日前指责教育局厚此薄彼,火速处理武吉南眉国中在火灾中烧毁的六间教室,使该校在1月4日开学时,有新的合成纤维教室启用,前後只需24天;同期遭祝融光顾的马日丹那华小却没那麽幸运,抢修或增建校舍工作至今仍无动静。
邱培栋为华小请命,被内政部副部长兼马日丹那区国会议员阿布瑟曼批评「言论让人感到混淆,意在分裂人民」之外,还讥讽说「邱培栋对该校的发展若有诚意,应该宣布他的计划或做出捐献,100令吉也是一种诚意。」
阿布瑟曼是巡视马日丹那华小,移交之前承诺的1万9000令吉时,对记者这麽说。他的拨款是作为购买新桌椅和教具用途。
邱培栋回应文告说得好,揭露真相丶监督政府是议员责无旁贷的任务,「为学校争取重建不会分裂人民的。」
阿布瑟曼讥讽邱培栋不捐钱,是典型的强词夺理。比较学的基本原则是可比性,比较应该是等量丶等质丶等价的。执政党议员有选区拨款,反对党议员非但没有这个便利,选区拨款反而被执政党骑劫,身为该区民选的议员反而无权调用;不平等之下来比,公平吗?
政府的钱就是人民的钱,阿布瑟曼承诺的钱是从选区拨款中取来的,邱培栋如果听他的话捐100令吉,那是自己腰包拿出来的钱。州议员的薪水加津贴有几个100,怎能相提并论?
吊诡的是:邱培栋当天也针对武吉波浪华小被白蚁蛀蚀的校舍於去年9月14日倒塌後,重建拨款未有着落事件发言,提醒甲首长莫哈末阿里莫忘了他於12月16日在一项晚宴中,宣布若中央没及时拨款,甲州政府将拨出100万令吉给武吉波浪华小的承诺。
近日阅报,见该校董家教宣布已获州政府拨款100万重建去年倒塌的校舍,将於近期动土,预计8月中竣工。反应这麽迅速,显然是邱培栋的提醒起了作用。谁说反对党不能做事?
29.01.10
槟州公正党国会议员批林冠英独裁 不适合续担任首长
曾经是公正党槟州主席的再林形容林冠英为一名“独裁、沙文主义以及拥有共产思想的人”。他表示,林冠英根本无法兑现他自己在大选作出的承诺,因此民联不应该再向这位来自马六甲的槟州首长作出妥协以及让步。 查看原文....
三民联议员拨款速度“不寻常” 最严重者半年内用光99%拨款
3名受到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传召的民联议员被揭发以“不寻常”的速度使用选区拨款。其中最为严重者,竟在短短半年内,就把99%的2009年年度拨款花光。 查看原文....
日侵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
马来回教徒与日军合作或对抗,实质上并不影响战後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战後领袖的作风与日治时期领袖并不相同。马来左派份子的解散不能称为『合作罪行』(Crime of Collaboration)。在某种程度上,其失败的原因归於成立大印尼的概念不受马来亚人民欢迎,以及英军在战後大举逮捕左派份子。
引言
现有关於日侵对马来亚影响的研究,持别有关马来回教徒(也应包括为数不小的印度回教徒)产生了许多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的学者以及当代的马来人强调日侵的良性影响,例如它带给马来青年政治醒觉丶马来人冲出了本身狭隘的范畴以及马来妇女首次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其它研究却强调日本制度的分裂性与其对复杂的种族平衡问题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这种解释,日本人在社会丶经济或政治和军事上推行各种政策时,忽略了马来亚人民的种族平衡,这因素直接影响了日後的种族关系以及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造成严重的种族纠纷。理大历史系学生所做的研究也显示日军直接影响本国种族纠纷,如1945年在丁加奴以及 1946年3月在霹雳。
无可否认,日治时代对马来文丶马来文学及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若以1930年代比较,日治时代的报业的性质与其活跃性更受抑制。这时代也是许多知识份子抬头的时代,例如在1944年当时只有17岁的马苏里(Masuri S. N),更为重要的人物如伊沙莫哈默(Ishak Haji Muhammad)或沙谷大叔(Pak Sako)受到更多的压抑,另一方面,在60年代崛起的马来作者如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和阿雷纳华迪(Arena Wati)也深受日侵影响。他们某些优秀的小说作品便可证实这点。在军事方面,其中最热门的话题是马来人参与英帝国军队(Malaya Regiment或义军)以及136部队的英勇事迹。可悲的是帝国政府利用他们对抗日军以保持其帝国寿命却是被称忽略的事实。他们其中一部份在1957年後期兴起成为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包括日军资助的军事组织,如义勇军(the giyugun)。许多战後生还者对英政府的忽视情况深感愤怒。其它抗日战争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包括战时的村长(Penghulu)活动,强制性劳工,例如被遣送泰缅边界的马来人以及日语教师。
这篇文章重新审查抗日战争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包括1942年前期及1942年至1945年期间马来回教徒两极化观念,其信心低落丶道德沉伦以及宗教精英对日侵的看法。为此研究,我参考各种资料,包括学者出版的书籍丶论文以及理大学生所呈交的论文等。至於回教方面的讨论,我参阅了柔佛宗教部(Johore Religious Department)的记录。它提供给我有关战时回教徒与其宗教热诚衰退现象的珍贵资料。
1942年前期马来回教徒对日本的观念
1942年前期,除了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与部份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M)的知识份子,日本并不能引起马来精英的注意。其实,日马的关系早在1940年就开始萌芽。但是早期的马来人在政治丶行政和军事领域的记载与自传却鲜少提及日本,相反的他们多数谈论英帝国的事迹。
战前的马来知识份子对日本并无存有任何独特见解。若与其它东南亚邻国比较马来亚完全承认日本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胜利。此事件间接影响马来民族日後的政治态度。1930年期间,马来社群对日本的观念是迷恋丶敬畏和乐观的,他们并不把日本当作一种威胁。
马来妇女更是响往日本
邱家金博士研究《马来月刊》(Bulan Melayu)(1930年6月首次出版的马来杂志)後表示,此杂志鼓励马来妇女向日本看齐,并且学习日本妇女为了家庭利益不惜牺牲奉献的精神。除此之外,此杂志也十分关注在日本工厂工作的乡下妇女所面对的恶劣的工作环境及低微的薪金。
其它马来人,持别是男性。对日本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马来渔民对日本控制的本地渔业的处境十分关注。到了1930年中期,日本渔业已经取代了传统华族渔业的地位,而且开始威胁沿海马来渔夫。1934年8月20日,当时极富权威的马来报《马来新闻报》(Warta Malaya)对马来亚沿海一带逐渐增加的日本渔船表示担忧。其编辑对马来渔民因缺乏充足的资金而不能与外侵者竞争深感悲哀。
随着日本继续向东南亚迈进的同时,马来精英开始对日本的入侵感到担忧。其中一位便是尤索夫阿末(Mohd Yusoff Haji Ahmad)。1941年初。他在彭亨劳勿区就职高级土地税务员。这位马来行政服务(Malay Administrative Service) 官员连同他的同事时常聚集讨论欧洲战事以及马来亚的局势和日军在半岛的间谍活动。
另一方面,乡民低知识水平,对东西冲突莫不关心以及贫穷的马来人对日本存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多是农民和劳工,因此时常把日本与繁荣进步的经济相提并论。他们过高的期望在早期的侵略被证实遥遥无期,价廉物美的日本纺织品丶脚踏车丶玩具和瓷器等已经牢牢地控制本地市场,在本地非常受欢迎,其中马来人是日产品最主要的顾客。他们没有参於1937年由华人推动杯葛日产品示威的行动。这时期的报导员指出日本产品无孔不入,就算是小市镇如吉打的铅埠(Yan)、麻坡的利丰港(Sungai Mati)或槟城的高渊(Nibong Tebal)也有日本店铺。许多马来人认为日本人亲切友善,他们更加期望日军的莅临。因为他们深信价廉物美的日用品也会随着引进。因此铅埠的马来人认为 1941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靠近峨占必叻(Guar Chempedak)以及峨仑(Gurun)的炮火声不过是欢庆马来新年的欢乐之音,当战争的足音已临到门前时,他们还盼望丰裕丶美好的生活水平。为何他们存有如此想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大概长久在英国统治下受了许多的压抑而影响了他们的思维。
战前马来回教徒的效忠精神与消极观念
1930年代末期,日本的威胁愈来愈大。因此殖民社会对英帝国的效忠精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从马来政治家各种研究及其回忆录显示马来贵族与公务员对英国十分忠心。基本上他们的思想保守,乐於批判英政府政策。这些马来保守派也是在各州成立马来社团的核心人物。根据已故首相敦拉萨(Tun Abdul Razak Hussein)引述其文(也是当时彭亨马来协会(Pahang Malay Association)的副主席)的记述表示。这些保守派强调只要英国当局协助马来亚独立。他们乐於与英帝国合作改善马来民族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也加入FMS义军,协助英军抗日。
马来回教徒在抗日时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他们被派往马来亚各区服务。在峇株巴辖的战斗中,伊布拉欣阿拉亚答中尉(Lt Ibrahim Alla Atta)甚至获得英勇勋章。同样值得钦佩的是马来义勇军(Malay Volunteers)在防卫新加坡时,他们表现英勇,阿南赛迪中尉(Lt Adnan Saidi)和雅兹阿末上尉(Captain Yazid Ahmad)在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与敌方正面斗争的英勇事迹更令人难以忘怀。Saidi的追随者,Ismail Babu也是其中一名英雄人物。他是巴丹岛马来人(Pathan Malay)後裔,1916年在霹雳华都牙也(Batu Gajah)出生。他的父亲是旁遮府步兵团(Punjabi Regiment)的一名队长,1917年在索姆河战役(Somme)与德军斗争时逝世。伊士迈(Ismail)是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他也是皇家童子军团(King' Scout)的其中一份子,1933年加入马来军团。与赛迪合作一段时期後,在1940年10月他与他的组织被遣派到哥打峇鲁(Kota Baru)的彭加兰浙巴(Pengkalan Chepa)空军基地挖战壕长达8个月,过後他到波德申和新加坡服务。这位准尉提供关於日本侵略新加坡与抵抗军的详细资料。他亲眼看见英军投降前三天连续战斗与其战友壮烈牺牲的惨况。因为英勇卫国,1947年5月他受封MBE。
在其回忆录,伊士迈提到8名忠於职守,对乔治王五世(King George V)完全效忠的马来官员。他们全部因为不愿脱下其军服而被日军处决。因此,伊士迈和其马来军团战友对勾结日军的伊布拉欣耶谷和马来青年协会会员表示极度憎恨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战期的後半部。136部队的马来回教徒同样拥有上述的心情。根据一位研究这组织的学者记录他们忠於英帝国并且愿意为它牺牲。
居住在印度与英国的马来民族也对英国效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玛哈默苏将哈欣(Mohammad Suggian Hashim)。他是我国着名的法官,也是最高法院院长。他在1917年霹雳州的Kota Lama Kiri(靠近瓜拉江沙)出生。苏将十分聪明,成绩非常优越。1933年他考获剑桥高级试优等文凭,他也是皇家童子军的会员。1935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因此得以进人剑桥大学就读法律。日侵时期,苏将住在伦敦。1945-46年期间,他受委为英国广播电台驻马来部门的领袖,直接参於对日展开冷战的活动。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持别是KMM会员拒绝英帝国统治。不但如此,他们还协助日军侵略马来亚。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的论点强调马来青年协会领袖伊布拉欣耶谷乘日侵之势而谋取己利大概是对的。伊布拉欣的主意旨在恳求日军协助马来亚在大印尼内争取独立。1941年4月,他环游半岛。会见多位日本人并且成功获取马币18千收购《马来亚新闻报》。
除此之外,他还收留许多协助日军的KMM会员。基本上,《马来亚新闻报》没有公开表示亲日,但却极力批评英帝国。1941年11月,藤原阳(Fujiwara Iwaichi)与马来青年协会副主席穆斯达化胡先(Mustapha Hussein)进行会谈。过後马来青年协会参於第五军的活动。包括对马来同胞散播宣言。1941年12月,英军大举逮捕该协会领袖,因此剩下少数会员继续协助日军,他们包括卡迪阿峇里(A. Kadir Adabi)、阿萨特苏克利(Assaad Shukri Haji Muda)、穆斯达化胡先(Mustapha Hussain)和欧南(Onan Siraj)。无论如何,马来亚渴望争取独立的梦想在1942年2月宣告破灭。
另外还有一批马来人旨在解放苏门答腊(Sumatra)脱离荷兰帝国统治。不惜冒险协助日军。他们多数是居住在吉打及霹雳的阿齐人 (Achehmese)。藤原也曾提及他们的名字例如莫哈默沙列(Mohammad Salleh)、赛益阿布峇卡(Said Abu Bakar)和东姑哈斯比(Tengku Hasbi)。
据说他们在1941年1月16日暗中遣派本地苏门答腊後裔到苏门答腊服务。其中一员便是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他当时只是一位少年人,并不清楚此次行程的目的,1941年12月,他受赛益传召後才惊觉其意义。在战争期间,他协助日军行政的工作,过後他还参於印尼争取独立的斗争。
事实上并不是全部被捕的KMM会员都给日军提供援助。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沙末阿末(A. Samad Ahmad Samad)在1913年巴生出生。在中学时代,他十分关注马来亚孩子之间的种族主义问题和马来民族在多元社会的处境。1933年他在当时着名的马来报《马吉里斯报》(Majlis)当一位实习生。在这里他认识伊布拉欣,通过他的带领,沙末成为一位新闻记者。
他的同事包括1945年後期左派政治人物阿末博思达曼(Ahmad Boestaman)和摩兰阿都拉(Melan Abdullah)。过後他加入马来青年协会。l941年12月6日,沙末在吉隆坡的办公室被逮捕,过後被关进漳宜(Changi)监狱。
关於布绒阿迪尔(Buyong Adil)(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的事件并不确实。当时的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FMS)义勇军成员应该效忠英帝国,但布绒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他被组织定罪。布绒在1907年霹雳州安顺出生。起初他在一间马来小学就读,但是因为家境贫穷而无缘继续升学。他曾在其叔叔店铺工作4年,然後加入苏丹伊特里斯训练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毕业後,他在该学院任教一年。伊布拉欣耶谷是他其中一位学生。虽然他的表现优越,但是在1941年他被革职。
1960年後期,布绒亲白述说被革职的来胧去脉。当时他是一位掌管一小军队的少尉,不过却被误解为卖国贼或反英主义者。其实1942年前他不曾参於任何政治活动。他只热心於教育马来民族。当伊布拉欣耶谷和伊沙赫(Ishak)参观其住家後,他即刻被学院除名。
战时两极化:马来回教徒的合作与对抗
1942年2月後,本地与马来民族面对2种选择----与马来亚日军行政部(Japan's Malay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合作或与其为敌。大多数的马来回教徒选择前者,这包括战後马来回教徒领袖,MCS/MAS官员,左派与右派知识份子丶教师丶宗教领袖,本地精英份子及青年。他们与MMA合作有几个原因,包括惧怕,爱国主义或深信这是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途径。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马来民族为了本身利益勾结日本。他们提供有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和英军行政部(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的资料给日军以换取金钱利益。他们的行动也造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内部华巫种族分裂。
无论如何,过後他们改变初衷支持英军抗日。他们的行动出现多种形式,包括不与日军合作丶参与136部队抗日或加入『青统』(Saberkas)(1944年由马来政府官员及青年组成的组织)。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马来民族参与反日组织,如霹雳及古打州的『Askar Melayu Setia』或彭亨州的『Wataniah』。这2个组织虽不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着名。可是他们的会员却十分效忠英国。
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马来回教徒可说寥寥可数,其中霹雳州最引人触目,因为在双溪万力(Sungai Manik)的村民全体加入抗日军。在Bekor,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扮演回教角色取缔赌场。因此抗日军获得当地村民与宗教精英的支持。可悲的是,这并不能保障Bekor村民深受种族分裂之苦。
日本统治压力或其行政方式无力团结马来左右派份子。相反的,日冶时期更加深了马来领袖的分裂。马来左派份子,特别是KMM会员在军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机构。日本也给以经济上的支持,例加义勇军或义勇队,布绒也是义勇队的一份子,其任务只为学习及教导日语。曾经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依斯迈峇布(Ismail Babu)也参予义勇队,不过过後他却加入136部队抗日。早期的青统会员也出现贵族阶级和低产阶级的斗争。
再回说马来左派份子,他们争取独立的意愿在1942年2月完全扑灭。在日军的监视下,马来青年协会还继续操作一段日子。不过在同年6月KMM被解散,1942年 2月18日,伊布拉欣耶谷在新加坡一篇激动的演讲表示:「日军的胜利并不是我们的胜利」。他强调当务之急必须重新计划争取马来亚独立。马来青年协会解散後,穆斯达化胡先退隐太平;阿末博思达曼回去怡保,过後加入日本宣传队。其他三位领袖被派往东京,另一部份受命在苏门答腊日军政监部(Sumatra Gunsekanbu)工作。伊布拉欣耶谷本身以及阿末依斯迈及沙谷大叔加入《马来新闻报》(Berita Malai)。阿末(A.Ahmad)却加入『Perubahan Baru』工作。
义勇军丶义勇队或军补制(Heiho)的成立再次让马来左派份子获得重生的机会。通过KMM前会员热烈推动下,该军队成功吸引许多马来青年参与。不过不是全部马来青年协会会员都加入该军队。此外,全国各州对该组织的反应不一,例如吉兰丹与丁加奴的入队人数极低。
1945年5月,半岛印尼人民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Union of People of Peninsular Indonesia,Kris,简称『半印联』) 的成立再次证明马来左派争取独立的梦想。1945年5月7日期间,伊布拉欣极力鼓励马来青年协会前会员成立『半印联』分会。可是他的企图并不成功。同年8月 17日至18日,一项全马来亚青年会议打算在吉隆坡召开,其目的为了宣布Kris的成立,同时推介大印尼独立的口号。可是这项计划随着日本在1945年8 月15日无条件投降而宣告失败。8月15日至16日进行的『半印联』职委会会议讨论了三项重要课题,那是马来亚大印尼的独立,解决由华族掌权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维护马来民族的权利以及除去一直环绕『半印联』会员的卖国罪名。该会议通过了12项协议,可是只有2项与现时讨论课题有关连。第一是成立马来亚民主社会,第二是建议对抗英军返马的游击战。可悲的是,这2项建议都没有实践。同时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也直接粉碎了左派份子争取大印尼国独立的梦想。经过这转变,许多马来义勇军对新的局势产生各种反应:有者到印尼对抗荷兰军队,有者则参与巴都巴辖的反华冲突或默默等待应有的处罚。
马来民族对日本的统治其实已经变质。阿都拉萨胡先(Abduk Razak Hussain)便是其中一位思想改变的例子。据他所说,1943年尾许多马来人对日本的政策开始表示不满。日本把北部4州割让给泰国的举动,触使他在1945年加入『Wataniah』。『Wataniah』在日侵时期由尧马希丁(Yeop Mahidin)成立,他当时是彭亨文冬县的县议员。『Wataniah』的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提供日军战时的位置资料。
其中一位值得称赞的人物是莫哈默尤索夫阿末(Mohd Yusoff Ahmad)。1941年末期,他是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的署理局长。英军撤退後。他便驻守淡边(Tampin)。1942年2月26日他被委任亚罗牙也(Alor Gajah)县议员,起初他不愿为日本人服务,他始终认为日军将会从柔佛撤退,他也不相信英军会战败。但是新加坡之战使他惊呀与失望。这位MAS官员为了照顾家人及村民的生命而勾结日军。身为一名县议员,尤索夫的月薪只有区区140元,一间房子、一辆残旧车子及手枪。他的工作只须分派购物证和批准开发森林种植农作物。
在日军统治下,尤索夫没有像其他马来官员般升官发财。相反的他的遭遇更是凄惨。他曾被逮捕、质问及坐牢。据他所说,当时他拥有双重身份,其一是附和日军的指示,另一方面期望英军回返,尽力协助英军抗日。1943年中期,尤索夫被日军逮捕。在审问时,他被问及反日之事,过後他被扣留三个月,然後无罪释放。因着他所受的苦难,许多马来人甚至华人对他钦佩万分。1945年9月,他被委任为森州日叻雾(Jelebu)也是当时种族分裂最严重的地区的县议员。
从KABA至帝国皇宫:回教徒与日本人
日本学者如明石陽至(Yoji Akashi)和板垣與一(Yoichi Itagaki)强调日本实行不参与回教政冶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明石陽至认为日军以回教做为宣传工具收买巫族人心也是无错的。根据日本的记录,在策划有关回教与苏丹的政策时,马来青年协会面对许多困境。明石陽至本身承认马来青年协会的记录并不完全正确。根据柔佛宗教局的记录,明石陽至的结论不过是为了讨好日军。实际上战时的回教徒多受欺压,信徒社会更加面对新时代的冲击。
1942年前期,日军在规划政策时犹豫不决,更有条理的政策只在1943年前期开始形成。因此日军在早期经常欺压回教徒,破坏神圣的回教堂。例如1943年在槟城峇都蛮(Batu Uban)兴建的回教堂也受糟蹋。日本海军用这回教堂收藏食物与军械,在其范围内开舞会,饮酒和吃猪肉。居住在居銮(Kluang)的一位Kathi(西西留注:即回教中主持婚礼的人)也报导类似事件。据他所说。日军弄污池水。拒绝让回教徒在星期五膜拜及以回教堂作为休息之地。日军的行为完全违反了回教律法。除此之外,到了欢庆佳日如帝国国庆,回教堂必须播放适当的音乐,日军也在此祷告其上帝及为战时丧身的士兵祷告。无论如何,回教宗教司对日军的行作所为却无能为力。
大部份马来官员也深受日军压迫,许多回教教条无法执行。马来宗教司的身份与平民无异,在执行官方任务时必须徵求通行证,他们所要分享的回教信息也得通过当地警察局批准。因为宗教局无力阻止,非回教徒的餐馆多滥用『Halal』字眼以吸引回教顾客。
日军对回教徒的态度在1942年底才开始改善。例如1943年4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回教徒会议。其出席者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宗教领袖。除此之外马来青年协会也宣布某些日子为回教节日如马来新年。
结论
马来回教徒与日军合作或对抗,实质上并不影响战後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战後领袖的作风与日治时期领袖并不相同。马来左派份子的解散不能称为『合作罪行』(Crime of Collaboration)。在某种程度上,其失败的原因归於成立大印尼的概念不受马来亚人民欢迎,以及英军在战後大举逮捕左派份子。关於回教的讨论。此文章点出日治时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回教徒的信心和观念。除了通过支持回教以获得马来回教徒的支持,来对抗联盟军,事实上日军在日治时期滥用其权力欺压回教徒。
出处∶木马城(原稿存档于大马华社论文资料库《木马城》,目前已经断链,《新木马城》无此资料)
原题∶
作者 ∶Abu Talib Ahmad
发表日期∶
翻译 ∶董清风节译(西西留重新校对注解)
引言
现有关於日侵对马来亚影响的研究,持别有关马来回教徒(也应包括为数不小的印度回教徒)产生了许多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的学者以及当代的马来人强调日侵的良性影响,例如它带给马来青年政治醒觉丶马来人冲出了本身狭隘的范畴以及马来妇女首次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其它研究却强调日本制度的分裂性与其对复杂的种族平衡问题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这种解释,日本人在社会丶经济或政治和军事上推行各种政策时,忽略了马来亚人民的种族平衡,这因素直接影响了日後的种族关系以及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造成严重的种族纠纷。理大历史系学生所做的研究也显示日军直接影响本国种族纠纷,如1945年在丁加奴以及 1946年3月在霹雳。
无可否认,日治时代对马来文丶马来文学及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若以1930年代比较,日治时代的报业的性质与其活跃性更受抑制。这时代也是许多知识份子抬头的时代,例如在1944年当时只有17岁的马苏里(Masuri S. N),更为重要的人物如伊沙莫哈默(Ishak Haji Muhammad)或沙谷大叔(Pak Sako)受到更多的压抑,另一方面,在60年代崛起的马来作者如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和阿雷纳华迪(Arena Wati)也深受日侵影响。他们某些优秀的小说作品便可证实这点。在军事方面,其中最热门的话题是马来人参与英帝国军队(Malaya Regiment或义军)以及136部队的英勇事迹。可悲的是帝国政府利用他们对抗日军以保持其帝国寿命却是被称忽略的事实。他们其中一部份在1957年後期兴起成为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包括日军资助的军事组织,如义勇军(the giyugun)。许多战後生还者对英政府的忽视情况深感愤怒。其它抗日战争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包括战时的村长(Penghulu)活动,强制性劳工,例如被遣送泰缅边界的马来人以及日语教师。
这篇文章重新审查抗日战争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包括1942年前期及1942年至1945年期间马来回教徒两极化观念,其信心低落丶道德沉伦以及宗教精英对日侵的看法。为此研究,我参考各种资料,包括学者出版的书籍丶论文以及理大学生所呈交的论文等。至於回教方面的讨论,我参阅了柔佛宗教部(Johore Religious Department)的记录。它提供给我有关战时回教徒与其宗教热诚衰退现象的珍贵资料。
1942年前期马来回教徒对日本的观念
1942年前期,除了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与部份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M)的知识份子,日本并不能引起马来精英的注意。其实,日马的关系早在1940年就开始萌芽。但是早期的马来人在政治丶行政和军事领域的记载与自传却鲜少提及日本,相反的他们多数谈论英帝国的事迹。
战前的马来知识份子对日本并无存有任何独特见解。若与其它东南亚邻国比较马来亚完全承认日本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胜利。此事件间接影响马来民族日後的政治态度。1930年期间,马来社群对日本的观念是迷恋丶敬畏和乐观的,他们并不把日本当作一种威胁。
马来妇女更是响往日本
邱家金博士研究《马来月刊》(Bulan Melayu)(1930年6月首次出版的马来杂志)後表示,此杂志鼓励马来妇女向日本看齐,并且学习日本妇女为了家庭利益不惜牺牲奉献的精神。除此之外,此杂志也十分关注在日本工厂工作的乡下妇女所面对的恶劣的工作环境及低微的薪金。
其它马来人,持别是男性。对日本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马来渔民对日本控制的本地渔业的处境十分关注。到了1930年中期,日本渔业已经取代了传统华族渔业的地位,而且开始威胁沿海马来渔夫。1934年8月20日,当时极富权威的马来报《马来新闻报》(Warta Malaya)对马来亚沿海一带逐渐增加的日本渔船表示担忧。其编辑对马来渔民因缺乏充足的资金而不能与外侵者竞争深感悲哀。
随着日本继续向东南亚迈进的同时,马来精英开始对日本的入侵感到担忧。其中一位便是尤索夫阿末(Mohd Yusoff Haji Ahmad)。1941年初。他在彭亨劳勿区就职高级土地税务员。这位马来行政服务(Malay Administrative Service) 官员连同他的同事时常聚集讨论欧洲战事以及马来亚的局势和日军在半岛的间谍活动。
另一方面,乡民低知识水平,对东西冲突莫不关心以及贫穷的马来人对日本存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多是农民和劳工,因此时常把日本与繁荣进步的经济相提并论。他们过高的期望在早期的侵略被证实遥遥无期,价廉物美的日本纺织品丶脚踏车丶玩具和瓷器等已经牢牢地控制本地市场,在本地非常受欢迎,其中马来人是日产品最主要的顾客。他们没有参於1937年由华人推动杯葛日产品示威的行动。这时期的报导员指出日本产品无孔不入,就算是小市镇如吉打的铅埠(Yan)、麻坡的利丰港(Sungai Mati)或槟城的高渊(Nibong Tebal)也有日本店铺。许多马来人认为日本人亲切友善,他们更加期望日军的莅临。因为他们深信价廉物美的日用品也会随着引进。因此铅埠的马来人认为 1941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靠近峨占必叻(Guar Chempedak)以及峨仑(Gurun)的炮火声不过是欢庆马来新年的欢乐之音,当战争的足音已临到门前时,他们还盼望丰裕丶美好的生活水平。为何他们存有如此想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大概长久在英国统治下受了许多的压抑而影响了他们的思维。
战前马来回教徒的效忠精神与消极观念
1930年代末期,日本的威胁愈来愈大。因此殖民社会对英帝国的效忠精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从马来政治家各种研究及其回忆录显示马来贵族与公务员对英国十分忠心。基本上他们的思想保守,乐於批判英政府政策。这些马来保守派也是在各州成立马来社团的核心人物。根据已故首相敦拉萨(Tun Abdul Razak Hussein)引述其文(也是当时彭亨马来协会(Pahang Malay Association)的副主席)的记述表示。这些保守派强调只要英国当局协助马来亚独立。他们乐於与英帝国合作改善马来民族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也加入FMS义军,协助英军抗日。
马来回教徒在抗日时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他们被派往马来亚各区服务。在峇株巴辖的战斗中,伊布拉欣阿拉亚答中尉(Lt Ibrahim Alla Atta)甚至获得英勇勋章。同样值得钦佩的是马来义勇军(Malay Volunteers)在防卫新加坡时,他们表现英勇,阿南赛迪中尉(Lt Adnan Saidi)和雅兹阿末上尉(Captain Yazid Ahmad)在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与敌方正面斗争的英勇事迹更令人难以忘怀。Saidi的追随者,Ismail Babu也是其中一名英雄人物。他是巴丹岛马来人(Pathan Malay)後裔,1916年在霹雳华都牙也(Batu Gajah)出生。他的父亲是旁遮府步兵团(Punjabi Regiment)的一名队长,1917年在索姆河战役(Somme)与德军斗争时逝世。伊士迈(Ismail)是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他也是皇家童子军团(King' Scout)的其中一份子,1933年加入马来军团。与赛迪合作一段时期後,在1940年10月他与他的组织被遣派到哥打峇鲁(Kota Baru)的彭加兰浙巴(Pengkalan Chepa)空军基地挖战壕长达8个月,过後他到波德申和新加坡服务。这位准尉提供关於日本侵略新加坡与抵抗军的详细资料。他亲眼看见英军投降前三天连续战斗与其战友壮烈牺牲的惨况。因为英勇卫国,1947年5月他受封MBE。
在其回忆录,伊士迈提到8名忠於职守,对乔治王五世(King George V)完全效忠的马来官员。他们全部因为不愿脱下其军服而被日军处决。因此,伊士迈和其马来军团战友对勾结日军的伊布拉欣耶谷和马来青年协会会员表示极度憎恨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战期的後半部。136部队的马来回教徒同样拥有上述的心情。根据一位研究这组织的学者记录他们忠於英帝国并且愿意为它牺牲。
居住在印度与英国的马来民族也对英国效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玛哈默苏将哈欣(Mohammad Suggian Hashim)。他是我国着名的法官,也是最高法院院长。他在1917年霹雳州的Kota Lama Kiri(靠近瓜拉江沙)出生。苏将十分聪明,成绩非常优越。1933年他考获剑桥高级试优等文凭,他也是皇家童子军的会员。1935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因此得以进人剑桥大学就读法律。日侵时期,苏将住在伦敦。1945-46年期间,他受委为英国广播电台驻马来部门的领袖,直接参於对日展开冷战的活动。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持别是KMM会员拒绝英帝国统治。不但如此,他们还协助日军侵略马来亚。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的论点强调马来青年协会领袖伊布拉欣耶谷乘日侵之势而谋取己利大概是对的。伊布拉欣的主意旨在恳求日军协助马来亚在大印尼内争取独立。1941年4月,他环游半岛。会见多位日本人并且成功获取马币18千收购《马来亚新闻报》。
除此之外,他还收留许多协助日军的KMM会员。基本上,《马来亚新闻报》没有公开表示亲日,但却极力批评英帝国。1941年11月,藤原阳(Fujiwara Iwaichi)与马来青年协会副主席穆斯达化胡先(Mustapha Hussein)进行会谈。过後马来青年协会参於第五军的活动。包括对马来同胞散播宣言。1941年12月,英军大举逮捕该协会领袖,因此剩下少数会员继续协助日军,他们包括卡迪阿峇里(A. Kadir Adabi)、阿萨特苏克利(Assaad Shukri Haji Muda)、穆斯达化胡先(Mustapha Hussain)和欧南(Onan Siraj)。无论如何,马来亚渴望争取独立的梦想在1942年2月宣告破灭。
另外还有一批马来人旨在解放苏门答腊(Sumatra)脱离荷兰帝国统治。不惜冒险协助日军。他们多数是居住在吉打及霹雳的阿齐人 (Achehmese)。藤原也曾提及他们的名字例如莫哈默沙列(Mohammad Salleh)、赛益阿布峇卡(Said Abu Bakar)和东姑哈斯比(Tengku Hasbi)。
据说他们在1941年1月16日暗中遣派本地苏门答腊後裔到苏门答腊服务。其中一员便是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他当时只是一位少年人,并不清楚此次行程的目的,1941年12月,他受赛益传召後才惊觉其意义。在战争期间,他协助日军行政的工作,过後他还参於印尼争取独立的斗争。
事实上并不是全部被捕的KMM会员都给日军提供援助。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沙末阿末(A. Samad Ahmad Samad)在1913年巴生出生。在中学时代,他十分关注马来亚孩子之间的种族主义问题和马来民族在多元社会的处境。1933年他在当时着名的马来报《马吉里斯报》(Majlis)当一位实习生。在这里他认识伊布拉欣,通过他的带领,沙末成为一位新闻记者。
他的同事包括1945年後期左派政治人物阿末博思达曼(Ahmad Boestaman)和摩兰阿都拉(Melan Abdullah)。过後他加入马来青年协会。l941年12月6日,沙末在吉隆坡的办公室被逮捕,过後被关进漳宜(Changi)监狱。
关於布绒阿迪尔(Buyong Adil)(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的事件并不确实。当时的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FMS)义勇军成员应该效忠英帝国,但布绒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他被组织定罪。布绒在1907年霹雳州安顺出生。起初他在一间马来小学就读,但是因为家境贫穷而无缘继续升学。他曾在其叔叔店铺工作4年,然後加入苏丹伊特里斯训练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毕业後,他在该学院任教一年。伊布拉欣耶谷是他其中一位学生。虽然他的表现优越,但是在1941年他被革职。
1960年後期,布绒亲白述说被革职的来胧去脉。当时他是一位掌管一小军队的少尉,不过却被误解为卖国贼或反英主义者。其实1942年前他不曾参於任何政治活动。他只热心於教育马来民族。当伊布拉欣耶谷和伊沙赫(Ishak)参观其住家後,他即刻被学院除名。
战时两极化:马来回教徒的合作与对抗
1942年2月後,本地与马来民族面对2种选择----与马来亚日军行政部(Japan's Malay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合作或与其为敌。大多数的马来回教徒选择前者,这包括战後马来回教徒领袖,MCS/MAS官员,左派与右派知识份子丶教师丶宗教领袖,本地精英份子及青年。他们与MMA合作有几个原因,包括惧怕,爱国主义或深信这是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途径。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马来民族为了本身利益勾结日本。他们提供有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和英军行政部(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的资料给日军以换取金钱利益。他们的行动也造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内部华巫种族分裂。
无论如何,过後他们改变初衷支持英军抗日。他们的行动出现多种形式,包括不与日军合作丶参与136部队抗日或加入『青统』(Saberkas)(1944年由马来政府官员及青年组成的组织)。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马来民族参与反日组织,如霹雳及古打州的『Askar Melayu Setia』或彭亨州的『Wataniah』。这2个组织虽不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着名。可是他们的会员却十分效忠英国。
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马来回教徒可说寥寥可数,其中霹雳州最引人触目,因为在双溪万力(Sungai Manik)的村民全体加入抗日军。在Bekor,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扮演回教角色取缔赌场。因此抗日军获得当地村民与宗教精英的支持。可悲的是,这并不能保障Bekor村民深受种族分裂之苦。
日本统治压力或其行政方式无力团结马来左右派份子。相反的,日冶时期更加深了马来领袖的分裂。马来左派份子,特别是KMM会员在军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机构。日本也给以经济上的支持,例加义勇军或义勇队,布绒也是义勇队的一份子,其任务只为学习及教导日语。曾经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依斯迈峇布(Ismail Babu)也参予义勇队,不过过後他却加入136部队抗日。早期的青统会员也出现贵族阶级和低产阶级的斗争。
再回说马来左派份子,他们争取独立的意愿在1942年2月完全扑灭。在日军的监视下,马来青年协会还继续操作一段日子。不过在同年6月KMM被解散,1942年 2月18日,伊布拉欣耶谷在新加坡一篇激动的演讲表示:「日军的胜利并不是我们的胜利」。他强调当务之急必须重新计划争取马来亚独立。马来青年协会解散後,穆斯达化胡先退隐太平;阿末博思达曼回去怡保,过後加入日本宣传队。其他三位领袖被派往东京,另一部份受命在苏门答腊日军政监部(Sumatra Gunsekanbu)工作。伊布拉欣耶谷本身以及阿末依斯迈及沙谷大叔加入《马来新闻报》(Berita Malai)。阿末(A.Ahmad)却加入『Perubahan Baru』工作。
义勇军丶义勇队或军补制(Heiho)的成立再次让马来左派份子获得重生的机会。通过KMM前会员热烈推动下,该军队成功吸引许多马来青年参与。不过不是全部马来青年协会会员都加入该军队。此外,全国各州对该组织的反应不一,例如吉兰丹与丁加奴的入队人数极低。
1945年5月,半岛印尼人民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Union of People of Peninsular Indonesia,Kris,简称『半印联』) 的成立再次证明马来左派争取独立的梦想。1945年5月7日期间,伊布拉欣极力鼓励马来青年协会前会员成立『半印联』分会。可是他的企图并不成功。同年8月 17日至18日,一项全马来亚青年会议打算在吉隆坡召开,其目的为了宣布Kris的成立,同时推介大印尼独立的口号。可是这项计划随着日本在1945年8 月15日无条件投降而宣告失败。8月15日至16日进行的『半印联』职委会会议讨论了三项重要课题,那是马来亚大印尼的独立,解决由华族掌权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维护马来民族的权利以及除去一直环绕『半印联』会员的卖国罪名。该会议通过了12项协议,可是只有2项与现时讨论课题有关连。第一是成立马来亚民主社会,第二是建议对抗英军返马的游击战。可悲的是,这2项建议都没有实践。同时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也直接粉碎了左派份子争取大印尼国独立的梦想。经过这转变,许多马来义勇军对新的局势产生各种反应:有者到印尼对抗荷兰军队,有者则参与巴都巴辖的反华冲突或默默等待应有的处罚。
马来民族对日本的统治其实已经变质。阿都拉萨胡先(Abduk Razak Hussain)便是其中一位思想改变的例子。据他所说,1943年尾许多马来人对日本的政策开始表示不满。日本把北部4州割让给泰国的举动,触使他在1945年加入『Wataniah』。『Wataniah』在日侵时期由尧马希丁(Yeop Mahidin)成立,他当时是彭亨文冬县的县议员。『Wataniah』的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提供日军战时的位置资料。
其中一位值得称赞的人物是莫哈默尤索夫阿末(Mohd Yusoff Ahmad)。1941年末期,他是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的署理局长。英军撤退後。他便驻守淡边(Tampin)。1942年2月26日他被委任亚罗牙也(Alor Gajah)县议员,起初他不愿为日本人服务,他始终认为日军将会从柔佛撤退,他也不相信英军会战败。但是新加坡之战使他惊呀与失望。这位MAS官员为了照顾家人及村民的生命而勾结日军。身为一名县议员,尤索夫的月薪只有区区140元,一间房子、一辆残旧车子及手枪。他的工作只须分派购物证和批准开发森林种植农作物。
在日军统治下,尤索夫没有像其他马来官员般升官发财。相反的他的遭遇更是凄惨。他曾被逮捕、质问及坐牢。据他所说,当时他拥有双重身份,其一是附和日军的指示,另一方面期望英军回返,尽力协助英军抗日。1943年中期,尤索夫被日军逮捕。在审问时,他被问及反日之事,过後他被扣留三个月,然後无罪释放。因着他所受的苦难,许多马来人甚至华人对他钦佩万分。1945年9月,他被委任为森州日叻雾(Jelebu)也是当时种族分裂最严重的地区的县议员。
从KABA至帝国皇宫:回教徒与日本人
日本学者如明石陽至(Yoji Akashi)和板垣與一(Yoichi Itagaki)强调日本实行不参与回教政冶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明石陽至认为日军以回教做为宣传工具收买巫族人心也是无错的。根据日本的记录,在策划有关回教与苏丹的政策时,马来青年协会面对许多困境。明石陽至本身承认马来青年协会的记录并不完全正确。根据柔佛宗教局的记录,明石陽至的结论不过是为了讨好日军。实际上战时的回教徒多受欺压,信徒社会更加面对新时代的冲击。
1942年前期,日军在规划政策时犹豫不决,更有条理的政策只在1943年前期开始形成。因此日军在早期经常欺压回教徒,破坏神圣的回教堂。例如1943年在槟城峇都蛮(Batu Uban)兴建的回教堂也受糟蹋。日本海军用这回教堂收藏食物与军械,在其范围内开舞会,饮酒和吃猪肉。居住在居銮(Kluang)的一位Kathi(西西留注:即回教中主持婚礼的人)也报导类似事件。据他所说。日军弄污池水。拒绝让回教徒在星期五膜拜及以回教堂作为休息之地。日军的行为完全违反了回教律法。除此之外,到了欢庆佳日如帝国国庆,回教堂必须播放适当的音乐,日军也在此祷告其上帝及为战时丧身的士兵祷告。无论如何,回教宗教司对日军的行作所为却无能为力。
大部份马来官员也深受日军压迫,许多回教教条无法执行。马来宗教司的身份与平民无异,在执行官方任务时必须徵求通行证,他们所要分享的回教信息也得通过当地警察局批准。因为宗教局无力阻止,非回教徒的餐馆多滥用『Halal』字眼以吸引回教顾客。
日军对回教徒的态度在1942年底才开始改善。例如1943年4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回教徒会议。其出席者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宗教领袖。除此之外马来青年协会也宣布某些日子为回教节日如马来新年。
结论
马来回教徒与日军合作或对抗,实质上并不影响战後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战後领袖的作风与日治时期领袖并不相同。马来左派份子的解散不能称为『合作罪行』(Crime of Collaboration)。在某种程度上,其失败的原因归於成立大印尼的概念不受马来亚人民欢迎,以及英军在战後大举逮捕左派份子。关於回教的讨论。此文章点出日治时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回教徒的信心和观念。除了通过支持回教以获得马来回教徒的支持,来对抗联盟军,事实上日军在日治时期滥用其权力欺压回教徒。
出处∶木马城(原稿存档于大马华社论文资料库《木马城》,目前已经断链,《新木马城》无此资料)
原题∶
作者 ∶Abu Talib Ahmad
发表日期∶
翻译 ∶董清风节译(西西留重新校对注解)
毫不留情:来听听我方的历史
这样说来,尽管我非常敬重马哈迪医生,其实事实正好相反。巫统才是分裂马来人的罪魁祸首,更糟的是,巫统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分裂马来人,甘为英国人的『走狗』,而现在巫统竟然抱怨反对党分裂马来人?老马责怪回教党和公正党分裂马来人
《大马局内人》沙兹旺·穆斯达法·卡玛(Shazwan Mustafa Kamal)
敦马哈迪医生今天在《马来邮报》发表了一段历史评语,并责怪回教党和公正党分裂社群,根据他的说法,这是他们对权力的野心。
他也形容,在许多马来人为主的政党中,回教党和公正党作为由巫统母体分裂出来的政党,制造马来族群间的混乱。
他今天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项特别节目『首相演讲』(Bicara Perdana)中表示,历史已经证明,首个团结和对抗英国,捍卫马来人权益的政党是巫统。
他补充说,马来人的团结支持着巫统,最终导致二战后,英国被迫取消和搁置他们的《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的计划。
这位前首相指出,在1950年代,巫统的宗教司离开了这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了回教党。
根据马哈迪医生的说法,因为当时他们未获得任何的州或联邦政府职位而『不满』。
「开始时,回教党的成员来自巫统的宗教司,他们因为未被获选担任州议会和中央政府的职位而感到气愤……被选中的大部分是受过教育和说英语的领袖,他们对此感到很不满意。」
「如果你被选中,你能够成为一名州务大臣,那你就能够获得三百令吉,」他说道。
这位前重量级政治人物表示,这些宗教司退党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目的是为了『争取』成为一名候选人。
「马来人的分裂起因即是因为他们想要获得职位,结果,回教党成立了。」
「后来,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公正党,还有那个目前已经寿终正寝的46精神党……这些都是由巫统分裂出来的组织。」
马哈迪也捍卫社会契约,也即是说所谓的独立前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为成文的协议,如果不是因为这项未成文的协议的树立,马来西亚不可能成立。
「如果没有了社会契约,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的条件将不会发生,当时有一百万移民获得了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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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达法胡先:巫统成立前的马来民族主义
穆斯达法胡先回忆录(一九一〇年—一九五七年)
Mustapha Hussain: Malay Nationalism Before UMNO
THE MEMOIRS OF MUSTAPHA HUSSAIN, 1910-1957
马来青年协会:年轻的马来联盟(一九三八年)
布哈努丁·阿尔赫米(Burhanuddin Al Helmi )医生
在马来左派政治中,布哈努丁是个响亮的名字,尽管他不是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M,这里简称『巫青协』)的成员。在新加坡沦陷前的一周,巫青协才联络到他。我和依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kub)和他见面后,建议他向日军(自荐)成为马来风俗和宗教顾问。布哈努丁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职位,如果(当时)他拒绝,巫青协将会引进阿布峇卡·阿尔峇奇(Abu Bakar Al Baqir),阿布峇卡是霹雳州新芒魏(Gunung Semanggol)一家名为马德拉沙(Madrasah Maahad Il Ihya Assharif)的宗教学院的创始人。
布哈努丁一开始时在新加坡工作,当日军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的行政处合并后,其总部搬迁到霹雳州太平,于是布哈努丁医生也搬迁到那里。顺带一提的是哈尼夫·苏莱曼(Haniff bin Sulaiman),他是一名忠诚的太平巫青协成员,通过演说和宗教布道,他把布哈努丁带入霹雳州群众间。这使得布哈努丁在1945年成立了马来国家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MNP)后,它能够更轻易的在霹雳州立足。
布哈努丁是一名决出的宗教人物,他有效的结合了科学与伊斯兰教的逻辑。在二战前,他在新加坡担任学校老师,并在政治中游走。他针对了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事件,向报章写了多封抗议信,他也曾经被警方逮捕和扣留。尽管他不是巫青协成员,却非常具有影响力。
阿末博思达曼(Ahmad Boestamam)
阿末博思达曼是另一名在马来人左派政治中响当当的人物。根据我在1975年11月12日获得的一份陈述中,阿末博思达曼在日军侵略前的几个月加入了巫青协。他在其秘书助理阿都拉卡米尔(Abdullah Kamil)离开吉隆坡后接任他的职位。阿末博思达曼表明,尽管他是一家日报《马吉里斯报》(Majlis)编辑部的成员,这家报章由住在吉隆坡的伊布拉欣耶谷领导,尽管如此,其他两名编辑部成员(阿都沙末阿末(Abdul Samad Ahmad)和莫哈默沙拉胡丁(Mohamad Salehuddin))都是巫青协的成员,他却从未被伊布拉欣所邀请加入该组织。
我所认识的马来青年协会成员:
吉隆坡
阿都沙末阿末(Abdul Samad Ahmad),来自吉隆坡,《马吉里斯报》编辑
莫哈默沙拉胡丁(Mohamad Salehuddin),来自吉隆坡,《马吉里斯报》编辑
阿末博思达曼(Ahmad Boestamam @ Abdullah Thani)来自吉隆坡,《马吉里斯报》编辑
玛哈默雅欣(Mohd. Yassin bin Salleh),来自吉隆坡的一名马来学校教师
韩扎阿郎(Hamzah bin Alang),商人,来自雪兰莪甘榜峇鲁(Kampung Baru)
阿都拉曼淡比(Abdul Rahman Tambi)书记,来自雪兰莪甘榜峇鲁(Kampung Baru)
穆斯达法友诺士(Mustaffa Yunus)理发师,来自雪兰莪加影(Kajang)
赛迪哈欣(Saidi Hashim),书店老板,来自雪兰莪加影(Kajang)
阿末(Ahmad,),雪兰莪农业局官员,来自雪兰莪,焦赖(Chelas)
哈欣莫达里(Hashim bin Mat Dali)雪兰莪,蒲种(Pucung)
阿末阿敏(Ahmad bin Mohd. Amin)雪兰莪农业局官员
祖哈基隆(Johar bin Kerong)雪兰莪农业局官员
莱益斯卡林(Rais bin Abdul Karim)雪兰莪农业局官员
阿都劳夫(Abdul Rauf)雪兰莪农业局官员
韩沙沙努西(Hamzah Sanusi)来自瓜拉雪兰莪(Kuala Selangor)
霹雳
阿里芬(Tuan Haji Ariffin)来自瓜拉江沙
再纳卡欣(Zainal Abidin bin Kassim)吉隆坡技术学院学生(打巴路『卡欣阔佬』之子)
莫哈默诺苏谷(Mohd. Nor bin Abdul Shukur),来自怡保
穆斯达法阿里(Mohd. Mustaffa bin Ali @ Majid),来自怡保
阿米努丁(Aminuddin),来自怡保
伊沙苏莱曼(Isa bin Sulaiman)霹雳州农业学院毕业,担任马来学校教师
阿末(Pak Cik Ahmad)太平(Taiping)自雇人士
哈尼菲·苏莱曼(Haniff bin Sulaiman),太平(Taiping)保险代理
祖丁(Mohd. Judin),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农业局官员
仲尼马莫(Junid Mahmud),来自打巴路(Tapah Road)的一名马来教师
莫哈默尤索夫(Tuan Haji Mohd. Yusuf,),来自华都牙也(Batu Gajah)
阿末沙菲益(Ahmad Shafik,),来自新芒魏(Gunung Semanggul)
阿都仄迪或阿都拉 C.D.(Abdullah Che Dat or Abdullah C.D.),来自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克利福特英校(Clifford English School) (最年轻的马来青年协会成员,当年17岁)
阿都·拉曼·拉欣(Abdul Rahman Rahim)
哈尼菲亚(Mohd. Hanafiah Abdul Rahman)
彭亨
玛哈默·巴金德(Mohammad bin Baginda Besar),文冬(Bentong)小园主
亚哈雅·胡先(Yahaya bin Hussain,)农业局官员(我的兄长)
卡玛鲁札曼(Kamarulzaman bin Teh),文冬(Bentong)农业局官员
森美兰
嘉华·希特(Jaafar Sidek)
亚齐·马苏(Achih bin Haji Masud)
它拉鲁丁·阿末(Thaharuddin Ahmad)
朱比·沙兰(Zubir Salam)
槟城
布迪·峇特力(Putih Badri bin Chek Mat),阿尔玛玛仕欧(Al Mashoor)学校教师
阿布·峇卡·诺(Abu Bakar Mohd Noor),家住加拉歪(Kelawai )
阿都·马吉(Ustaz Abdul Majid )
吉打
莫哈默·阿里夫(Mohammad Ariff )
马六甲
莫哈默·伊沙(Mohd. Isa Mahmud )——马来青年协会创办人之一
伊布拉欣·恩度(Ibrahim Endut )
阿都·哈密(Abdul Hamid Abdul )
丁加奴
马吉·莫哈默(Abdul Majid bin Haji Mohammad )
伊布拉欣·达希(Ibrahim Tahir)
(拿督)旺达勿阿末(Wan Daud Ahmad (Datuk) )
柔佛
阿都哈密·法鲁兹(Haji Abdul Hamid Fadzil Tahir)
伊里亚斯·卡林(Ilias Karim)
慕沙(Musa),麻玻农业局官员
吉兰丹
阿都卡迪·阿达比(Abdul Kadir Adabi),作家——在1941年12月日军大事逮捕巫青协成员后,仅存的少数几位亲日巫青协成员
伊布拉欣·穆斯达法(Ibrahim Mustaffa),记者
第十八章结语:
英国警察毕治(J. Birch)曾经服务于霹雳州的峇眼色海(Bagan Serai),他被派来太平逮捕我,可是日军迅速的进攻,使得毕治被迫撤退,他转移到安顺(Teluk Intan,旧称Teluk Anson),并企图逮捕一名无通知下离职的警员拉惹亚哈雅(Raja Yahaya),可是很不幸的,毕治落入日军的手内,并被杀害。
英语翻译:因顺·穆斯达法(Insun Mustapha)
编辑:祖摩(Jomo K.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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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你已经阅读过了我在上面贴出的敦马哈迪医生的历史讲义。现在对照一下马哈迪医生和我的历史版本,我让你看看来自穆斯达法胡先的著作《巫统前的马来民族主义》(Malay Nationalism Before Umno)的一小段摘录。
如果你能够看完整本书(我已经读完了),你将发现,在二战前及巫统成立时的1946年以前,马来人早已团结起来反抗英国以获得独立。
英国『制造』了巫统,而我曾经写过这件事,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并刊登在《哈拉卡》,当时我访问了马来青年协会的一名『老将』拿督安迪卡(Datuk Andika),他在几年前于瓜拉登嘉楼去世了,享年100岁。
拿督安迪卡叙述了他如何被英国怂恿和获得资助,以成立在登嘉楼的首个巫统支部,这个支部设在龙运(Dungun)。
当时英国人允许巫统在马来亚的任何一个地方进行竞选运动,可是,当马来青年协会也依样画葫芦时,英国人即将他们以无审讯的情况下逮捕。
简单而言,马来人在很久以前就团结起来了,当时他们团结一致反抗英国人。与此同时,英国人却制造了巫统,而制造巫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裂马来人及杀掉马来青年协会。
以当时而言,这是非常聪明的策略,英国人在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使用了同样的策略,要知道其中的典故,你可以继续研究『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的历史。英国人发明了这个绝妙的策略,被成为『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并使用在全球的英国殖民地中。
这样说来,尽管我非常敬重马哈迪医生,其实事实正好相反。巫统才是分裂马来人的罪魁祸首,更糟的是,巫统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分裂马来人,甘为英国人的『走狗』,而现在巫统竟然抱怨反对党分裂马来人?
就让皇家历史学者邱家金来证明我是错的。
出处∶Malaysia Today
原题∶No Hold Barred∶Okay, now my version of history
作者 ∶拉惹柏特拉
发表日期∶28-01-10
翻译 ∶西西留
仄迪有话说:货币危机的来龙去脉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与大马政府的反应,总是各方的议论焦点。除了少数人为政府的行动辩护,大部份人将危机归咎于政府不善于管理经济及金融业,却不愿意指责货币炒家为马币贬值的罪魁祸首。有人责怪银行体系欠缺整合,贷款集中于房地产,或扩大信贷导致贷款品质下滑。国际货币基金(IMF)主席Michel Camdessus在危机发生数月前曾称赞大马经济管理健全,但对我国的批评忽略了这点。数个月后他反过来谴责大马管理差劲,但批评者却不认为,这显示了IMF的评估机制有误。
有人甚至表示, 民主的欠缺引发了金融危机。目前比亚洲危机更严重的金融风暴,正是源自世上主要的民主国家。我们可以说是民主制造了危机,看看中国如何不太受影响就懂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等人鼓吹的小政府及自由市场,催生了本次的风暴。
亚洲危机前的整十年, 东亚经济蓬勃发展。优良的政策,为大马带来杰出的成长。四成以上的国民储蓄率,是全球最高之一;外汇储备也可以支撑四个半月的进口额。汇率维持在2.50令吉兑1美元。那时我国的外债微不足道,财政及贸易赤字也很小。
当时由于外币贷款比泰铢贷款的利率低,泰国商界都蜂拥而至。这导致泰铢贬值。泰国中央银行有意扶持泰铢,但却无能为力,只好让泰铢自由浮动。炒家及害怕泰铢继续贬值的人,迅速抛售泰铢。外资也开始抛售以泰股以免受牵连。这加剧了泰铢的贬值。
传媒开始讨论贬值会否传染。泰国是不少大马产品的竞争对手。要保持竞争力,马币也必须贬值。那时充满自信的大马,相信不会受贬值牵连,因此决定借泰国10亿美元渡过难关。后来即使马币稍微贬值了,我国依然借了印尼10亿美元。我们以为泰国及印尼的问题是暂时的,他们的经济将复苏,因此应该有能力偿还贷款。
在先进国, 工商业成本持续上升,产品竞争力不及日本。有人发明了能够给予更高回酬的金融商品。股票的价值也开始由供求决定,逐渐与企业的营亏脱节。聪明人开始操控股价,玩家们更热衷于买空卖空。成立投资额数以亿计的对冲基金,更提升了他们玩弄股价的能力。
通常为了谨慎,银行总贷款额不会超过所拥有存款及资产的数倍。但由于政府经常愿意拯救银行,银行变得更大胆,贷款额甚至高达资产的30倍。
银行体制漏洞百出
合并及收购也成了一项产业。单靠有关并购的传言,股价就会大起。而无论股价涨跌,炒家都能大赚一笔。无良人士发明了垃圾债券,购买并重新包装烂股票高价卖出。
银行开始贷款给高风险人士,即次级贷款。为了自保,银行为次贷向保险公司买保险,或将之卖予抵押公司。可是当太多烂账出现时,泡沫终于破灭,次贷风暴就爆发了。继银行之后,保险及抵押公司都损失惨重。股市因此崩盘,对冲基金也面临巨大亏损,更拖垮贷款给它们的银行。
政府尝试拯救银行及金融机构,但并不成功。假设经济蓬勃发展,那受拯救的银行将能赚钱。但这却很费时,因为谨慎做生意的回酬并不高。复苏来临的说法,只是为了合理化保持金融体制的原状。
要考虑改革金融体制,需要另一个金融海啸的爆发。西方领袖不愿改革金融体制,因为如此体制带来巨大利润。因此,危机很可能持续。真正的解答,是大家回归真正的制造业及服务业,但西方国家将不如从前富裕。
出处∶仄迪部落格
原题∶THE CURRENCY CRISIS PAST AND PRESENT
作者 ∶马哈迪莫哈默
发表日期∶29-01-10
翻译 ∶东方日报
2010年1月28日星期四
【东方日报】基督教与回教的政治宗教观
从现代当国家的角度看,国民与公民是第一位的,是先於语群丶教群丶地方性社群或文化群体或其他身份丶认同的。这种国民优位或公民优先观,就与传统的回教观念相反。在1923年土耳其成立现代以回教徒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之前,回教社会并无民族国家这种概念,有者甚至认为,民族主义丶国家主义是信回教的毒瘤,若不去除,将破坏回教教群的凝聚力。孙和声
与70或80年代相比,今日的大马在很多方面确是起了不小的变化,一个实例是,有关语文丶宗教丶新经济政策等的争论,已不像往日那麽马来回教徒与非马来人两极对立,而是界线较为模糊了。
以目前闹得沸沸腾腾的有关阿拉字眼的争议便是一例。在70或80年代,这类争议恐怕是马来回教徒与非马来人一元对立的,可现在的情况则是,支持天主教徒可用阿拉这字眼的回教徒也不少,其中还包括回教的先锋──回教党。这确是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它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如民联对国阵,也有着更深刻的社经文教变化所起的作用。缺了这个深层的因素,恐怕回教党与公正党也不敢公然支持天主教徒可用阿拉字眼这个立场。
根据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的说法,天主教徒丶犹太教徒等因同属阿伯拉罕系宗教(Abrahamic Faith),是可用阿拉这字眼的。何谓阿伯拉罕系信仰,指的即是犹太教丶基督教与回教这三大一神教。之所以称之为阿伯拉罕系,是因为他们均共同认可旧约圣经中的阿伯拉罕(Abraham,阿拉伯文称Ibrahim)为共有的先知与信仰的典范。阿伯拉罕甚至不惜用其子来献神。据知,回教徒到麦加朝圣时,要拜吻的那块大黑石「克而白」(Kaaba)便是他立的。易言之,这三大教之间是有渊源的。至於他们彼此间何以会搞到不和,则说来话长。
尽管三者之间有渊源,却也有相当的差异,如回教徒所认知的神是独一无二的,也不可拿任何有形或无形的东西来与真主匹配;可基督教却有圣父丶圣子丶圣灵这三位一体的信仰。
从政教关系来看,回教有着政教合一的传统,而基督教则有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归神的这种神圣对世俗二分法的概念。历史地看,回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集政丶军丶教丶法於一身的领袖,也是史上首个生前成功打造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治丶军事与宗教领袖。这个典范是其他宗教所未曾有的。
从回教的角度来看,教群(ummah)本身就是既是宗教社群,也是政治社群,且宗教身份是第一位的,即先於文化丶语文丶地方丶民族,甚至是国家的。有人说,旧日的中华帝国是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而非民族国家;对回教徒言,也可说教群是至上的,其他是次要的。
从现代当国家的角度看,国民与公民是第一位的,是先於语群丶教群丶地方性社群或文化群体或其他身份丶认同的。这种国民优位或公民优先观,就与传统的回教观念相反。在1923年土耳其成立现代以回教徒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之前,回教社会并无民族国家这种概念,有者甚至认为,民族主义丶国家主义是信回教的毒瘤,若不去除,将破坏回教教群的凝聚力。
可实际上,20世纪後的回教世界已是个民族主权国林立的世界,它已不可能回复到教群优位,民族次位的传统模式。进而言之,宗教丶族裔丶文化丶语文丶国家丶种族丶国民丶公民间的多种认同应如何相处,也成了一大课题。
28.01.10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大马华文独中新生爆满现象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民办的华文独立中学,由於办学绩效佳而深受欢迎,学生总人数逾六万,新生爆满,今年有二千馀学生无法入读。独中的未来除靠华社自食其力,也希望政府能给予支持。林友顺
一月是马来西亚中小学新学年的开始,一些家长到处叩独中(民办的华文独立中学)之门求助,希望能让孩子进入独中。一名家长因孩子无法进入独中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多次找校方都没有办法,最後请来在该校当董事的朋友出面;这名董事直接摸上校长室对校长说:「我不听任何理由,校方无论如何都要留个学额给这名孩子。」由於今年家长对华文教育的需求超热,导致许多独中新生人数爆满,许多学生也因此被拒於独中门外。
马国共有六十一所独中,去年独中学生人数共有六万零四百八十一人,今年新生人数则达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人,比去年增加了一千零七十七人,另有二千六百三十五名学生因学额已满而无法进入独中求学。这也是独中相隔十五年来首次突破六万学生人数的纪录,为独中发展史写下光辉的一页。为了应付涌现的需求及不忍心让家长及孩子们失望,许多独中被迫想尽办法,在已经没有土地兴建课室的校园增加班级,尽可能容纳更多的学子,不过,仍有许多独中受到校园环境及师资的问题而被迫把这些苦苦哀求的家长拒於门外,迫使家长必须把孩子送到政府兴办的国民中学(国中)求学。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独中,马国许多设在城市的华文小学(华小)也面对爆满情况。
华文教育在马国具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它与华人从中国南来息息相关,华族先辈非常清楚教育对民族兴盛的重要,因此在陌生的环境也不忘为下一代提供接受教育的场所。马国第一所华校是在一八一九年在槟城设立的私塾—五福书院,与其他华校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多数华小皆是采用中国的教材,也深受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浪潮也吹袭当时的马来亚,华校改用白话文教材,同时以华语而非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一九五七年马国独立後,教材开始由本土编写,以符合国情。无论如何,华校仍然依循中国大陆的变化,在一九八二年采用简体字取代繁体字。
九成华裔孩子读华小
由於受到政府的限制,虽然华裔人口从一九五七年独立时的二百三十万人增加到今天的逾六百万人,华小学生人数也从逾三十六万人增加到去年的约六十四万人,华校的数目却没有根据人口增长幅度增加,反而从五七年的一千三百四十二所减少到今天的一千二百九十二所。尽管如此,华裔家长送孩子到华小的比率则是逐年增加,人们普遍相信逾九成的华裔家长把孩子送到华小;此外,华小也有一成多学生是非华裔,他们都是为了学习华文而来。
华文中学在二战前即已出现,在二战後至一九六零年是华文中学蓬勃发展时期,不过在一九六一年新教育法令把华文中学排除在国家教育主流外後,不接受政府改制的华文中学(独中)陷入困境,华文教育处於低潮。拒绝「招安」的独中不仅不能获得政府的拨款,独中文凭也不获得承认,华社兴建新独中的申请也未能获得批准,以致虽然近五年来华社对独中的需求日益增加,独中始终保持六十一所。由於资金有限,迁校艰难,许多独中为了日益增多的学生人数而被迫向高空发展,让课室越建越高。所有独中的一砖一瓦皆是由华人社会出钱出力兴办,政府只在每五年大选前象徵式的给予一些拨款,在零八年大选在野党势力壮大後,朝野阵营为了拉拢华社之心,开始制定机制常年拨款给独中,不过这对独中每年庞大的开销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华小虽然被纳入国家教育主流,获得政府常年拨款,不过当局并不轻易兴建新华校,而华小每年经费也不足,尤其是为了容纳更多学生而必须扩建时,建筑经费往往都是来自华社捐款。仅仅在零九年,华小向华社所筹募的款项就高达一亿马元(约三千万美元),独中向华社筹募的款项也不菲;虽然对华社来说每年给予华小及独中的捐款是不轻的重担,捐助华文教育也成为华社「第二项税务」,然而华社在面对华小及独中的捐款时从来没有闪避或退怯。
独中越来越受欢迎,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却认为,政府决定调整实行多年的英文教数理政策,让国民中小学数理科恢复为马来文教学,是导致家长纷纷回避国中,把孩子送到独中的原因。他指出,大多数家长皆希望在小学阶段数理科以母语教学,中学阶段则改保留英文教学,政府在去年决定全面恢复马来文教学後,家长唯有寻找出路,而独中就成为家长的选择。魏家祥也肯定独中办学成功,并指独中文凭获得国际的承认,因此能够获得家长的认同。
尊孔独中校长吴建成则认为,那是独中的办学和教师态度认真丶纪律和校风严谨丶独中文凭受外国大学承认,而中国的崛起也为独中生开拓更广阔的就业道路所致。此外,他指出,国民中学办学不理想,也是导致家长转而选择独中的原因。在华文教育工作者对华文教育日益受欢迎而感到兴奋的时刻,吴建成提醒华教工作者认识独中的隐忧。他指出,独中的优点在於教师有拼劲丶纪律严明,可是国中的教育理念比独中先进,它们在培养学生实践性丶思考性及处理问题的技能方面比独中强;同时国中因有政府的资助,教师获得充分的专业训练丶资源充沛丶设备先进,这都是国中的优势。他呼吁独中及华教工作者在目前多元开放时代努力为独中转型,让独中教育从威权化转向民主化,从传统教学发转向网络教学。
独中最大的挑战是文凭不受政府承认,这意味着独中毕业生不能进入国立大学深造,也无法获得政府部门或官营公司的聘请。不过,马国对独中文凭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国立大学虽然不承认独中文凭,私立大学,包括由官营公司设立的私立大学却承认独中文凭。此外,台海两岸三地丶新加坡及许多欧美国家着名大学也接受独中统一考试文凭为入学资格,从而肯定独中文凭的地位,扫除独中生升学的障碍。根据华教领导机构董总公布的统计资料,在零七年,八成的独中毕业生毕业後继续进入大专学府深造,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是到国外深造,这包括新加坡丶台湾丶中国大陆丶香港丶澳洲丶英国及美国;这些国家与地区也为独中学生提供奖学金,反映独中学术资格在国外获得认可。
目前在华小求学的学生一成会直接进入独中继续深造,一旦国中无法整顿,独中教学又获得改进,进入独中的学生人数也将越来越多,这对独中及华社将形成一种压力,考验华社的韧力与智慧。华文教育(华教)被视为是马国华社的三大支柱之一,另两个支柱是华人社团及华文报章。华教是华社的根,根在,民族在;根亡,民族亡。为了华人文化的根,华社对华教的支援是前仆後继,义无反顾。华教今天的兴盛,反映出马国华人熬过严寒,迎来春天。■
二十四卷 五期 (201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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