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

马来回教徒与日军合作或对抗，实质上并不影响战後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战後领袖的作风与日治时期领袖并不相同。马来左派份子的解散不能称为『合作罪行』(Crime of Collaboration)。在某种程度上，其失败的原因归於成立大印尼的概念不受马来亚人民欢迎，以及英军在战後大举逮捕左派份子。

引言

现有关於日侵对马来亚影响的研究，持别有关马来回教徒(也应包括为数不小的印度回教徒)产生了许多的观点和结论。大多数的学者以及当代的马来人强调日侵的良性影响，例如它带给马来青年政治醒觉丶马来人冲出了本身狭隘的范畴以及马来妇女首次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其它研究却强调日本制度的分裂性与其对复杂的种族平衡问题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根据这种解释，日本人在社会丶经济或政治和军事上推行各种政策时，忽略了马来亚人民的种族平衡，这因素直接影响了日後的种族关系以及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造成严重的种族纠纷。理大历史系学生所做的研究也显示日军直接影响本国种族纠纷，如1945年在丁加奴以及 1946年3月在霹雳。

无可否认，日治时代对马来文丶马来文学及报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若以1930年代比较，日治时代的报业的性质与其活跃性更受抑制。这时代也是许多知识份子抬头的时代，例如在1944年当时只有17岁的马苏里(Masuri S. N)，更为重要的人物如伊沙莫哈默（Ishak Haji Muhammad）或沙谷大叔（Pak Sako）受到更多的压抑，另一方面，在60年代崛起的马来作者如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沙末赛益（A. Samad Said）和阿雷纳华迪（Arena Wati）也深受日侵影响。他们某些优秀的小说作品便可证实这点。在军事方面，其中最热门的话题是马来人参与英帝国军队(Malaya Regiment或义军)以及136部队的英勇事迹。可悲的是帝国政府利用他们对抗日军以保持其帝国寿命却是被称忽略的事实。他们其中一部份在1957年後期兴起成为杰出的政治军事人物，包括日军资助的军事组织，如义勇军(the giyugun)。许多战後生还者对英政府的忽视情况深感愤怒。其它抗日战争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包括战时的村长(Penghulu)活动，强制性劳工，例如被遣送泰缅边界的马来人以及日语教师。

这篇文章重新审查抗日战争对马来回教徒的影响，包括1942年前期及1942年至1945年期间马来回教徒两极化观念，其信心低落丶道德沉伦以及宗教精英对日侵的看法。为此研究，我参考各种资料，包括学者出版的书籍丶论文以及理大学生所呈交的论文等。至於回教方面的讨论，我参阅了柔佛宗教部(Johore Religious Department)的记录。它提供给我有关战时回教徒与其宗教热诚衰退现象的珍贵资料。

1942年前期马来回教徒对日本的观念

1942年前期，除了伊布拉欣耶谷（Ibrahim Yaacob）与部份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M）的知识份子，日本并不能引起马来精英的注意。其实，日马的关系早在1940年就开始萌芽。但是早期的马来人在政治丶行政和军事领域的记载与自传却鲜少提及日本，相反的他们多数谈论英帝国的事迹。

战前的马来知识份子对日本并无存有任何独特见解。若与其它东南亚邻国比较马来亚完全承认日本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胜利。此事件间接影响马来民族日後的政治态度。1930年期间，马来社群对日本的观念是迷恋丶敬畏和乐观的，他们并不把日本当作一种威胁。

马来妇女更是响往日本

邱家金博士研究《马来月刊》（Bulan Melayu）（1930年6月首次出版的马来杂志）後表示，此杂志鼓励马来妇女向日本看齐，并且学习日本妇女为了家庭利益不惜牺牲奉献的精神。除此之外，此杂志也十分关注在日本工厂工作的乡下妇女所面对的恶劣的工作环境及低微的薪金。

其它马来人，持别是男性。对日本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马来渔民对日本控制的本地渔业的处境十分关注。到了1930年中期，日本渔业已经取代了传统华族渔业的地位，而且开始威胁沿海马来渔夫。1934年8月20日，当时极富权威的马来报《马来新闻报》（Warta Malaya）对马来亚沿海一带逐渐增加的日本渔船表示担忧。其编辑对马来渔民因缺乏充足的资金而不能与外侵者竞争深感悲哀。

随着日本继续向东南亚迈进的同时，马来精英开始对日本的入侵感到担忧。其中一位便是尤索夫阿末（Mohd Yusoff Haji Ahmad）。1941年初。他在彭亨劳勿区就职高级土地税务员。这位马来行政服务(Malay Administrative Service) 官员连同他的同事时常聚集讨论欧洲战事以及马来亚的局势和日军在半岛的间谍活动。

另一方面，乡民低知识水平，对东西冲突莫不关心以及贫穷的马来人对日本存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多是农民和劳工，因此时常把日本与繁荣进步的经济相提并论。他们过高的期望在早期的侵略被证实遥遥无期，价廉物美的日本纺织品丶脚踏车丶玩具和瓷器等已经牢牢地控制本地市场，在本地非常受欢迎，其中马来人是日产品最主要的顾客。他们没有参於1937年由华人推动杯葛日产品示威的行动。这时期的报导员指出日本产品无孔不入，就算是小市镇如吉打的铅埠(Yan)、麻坡的利丰港（Sungai Mati）或槟城的高渊(Nibong Tebal)也有日本店铺。许多马来人认为日本人亲切友善，他们更加期望日军的莅临。因为他们深信价廉物美的日用品也会随着引进。因此铅埠的马来人认为 1941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靠近峨占必叻（Guar Chempedak）以及峨仑（Gurun）的炮火声不过是欢庆马来新年的欢乐之音，当战争的足音已临到门前时，他们还盼望丰裕丶美好的生活水平。为何他们存有如此想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大概长久在英国统治下受了许多的压抑而影响了他们的思维。

战前马来回教徒的效忠精神与消极观念

1930年代末期，日本的威胁愈来愈大。因此殖民社会对英帝国的效忠精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从马来政治家各种研究及其回忆录显示马来贵族与公务员对英国十分忠心。基本上他们的思想保守，乐於批判英政府政策。这些马来保守派也是在各州成立马来社团的核心人物。根据已故首相敦拉萨(Tun Abdul Razak Hussein)引述其文(也是当时彭亨马来协会（Pahang Malay Association）的副主席)的记述表示。这些保守派强调只要英国当局协助马来亚独立。他们乐於与英帝国合作改善马来民族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也加入FMS义军，协助英军抗日。

马来回教徒在抗日时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他们被派往马来亚各区服务。在峇株巴辖的战斗中，伊布拉欣阿拉亚答中尉（Lt Ibrahim Alla Atta）甚至获得英勇勋章。同样值得钦佩的是马来义勇军(Malay Volunteers)在防卫新加坡时，他们表现英勇，阿南赛迪中尉（Lt Adnan Saidi）和雅兹阿末上尉（Captain Yazid Ahmad）在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与敌方正面斗争的英勇事迹更令人难以忘怀。Saidi的追随者，Ismail Babu也是其中一名英雄人物。他是巴丹岛马来人（Pathan Malay）後裔，1916年在霹雳华都牙也（Batu Gajah）出生。他的父亲是旁遮府步兵团（Punjabi Regiment）的一名队长，1917年在索姆河战役（Somme）与德军斗争时逝世。伊士迈(Ismail)是个非常出色的运动员，他也是皇家童子军团（King' Scout）的其中一份子，1933年加入马来军团。与赛迪合作一段时期後，在1940年10月他与他的组织被遣派到哥打峇鲁（Kota Baru）的彭加兰浙巴（Pengkalan Chepa）空军基地挖战壕长达8个月，过後他到波德申和新加坡服务。这位准尉提供关於日本侵略新加坡与抵抗军的详细资料。他亲眼看见英军投降前三天连续战斗与其战友壮烈牺牲的惨况。因为英勇卫国，1947年5月他受封MBE。

在其回忆录，伊士迈提到8名忠於职守，对乔治王五世（King George V）完全效忠的马来官员。他们全部因为不愿脱下其军服而被日军处决。因此，伊士迈和其马来军团战友对勾结日军的伊布拉欣耶谷和马来青年协会会员表示极度憎恨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战期的後半部。136部队的马来回教徒同样拥有上述的心情。根据一位研究这组织的学者记录他们忠於英帝国并且愿意为它牺牲。

居住在印度与英国的马来民族也对英国效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玛哈默苏将哈欣（Mohammad Suggian Hashim）。他是我国着名的法官，也是最高法院院长。他在1917年霹雳州的Kota Lama Kiri（靠近瓜拉江沙）出生。苏将十分聪明，成绩非常优越。1933年他考获剑桥高级试优等文凭，他也是皇家童子军的会员。1935年他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因此得以进人剑桥大学就读法律。日侵时期，苏将住在伦敦。1945-46年期间，他受委为英国广播电台驻马来部门的领袖，直接参於对日展开冷战的活动。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持别是KMM会员拒绝英帝国统治。不但如此，他们还协助日军侵略马来亚。谢文庆(Cheah Boon Kheng)的论点强调马来青年协会领袖伊布拉欣耶谷乘日侵之势而谋取己利大概是对的。伊布拉欣的主意旨在恳求日军协助马来亚在大印尼内争取独立。1941年4月，他环游半岛。会见多位日本人并且成功获取马币18千收购《马来亚新闻报》。

除此之外，他还收留许多协助日军的KMM会员。基本上，《马来亚新闻报》没有公开表示亲日，但却极力批评英帝国。1941年11月，藤原阳（Fujiwara Iwaichi）与马来青年协会副主席穆斯达化胡先（Mustapha Hussein）进行会谈。过後马来青年协会参於第五军的活动。包括对马来同胞散播宣言。1941年12月，英军大举逮捕该协会领袖，因此剩下少数会员继续协助日军，他们包括卡迪阿峇里（A. Kadir Adabi）、阿萨特苏克利（Assaad Shukri Haji Muda）、穆斯达化胡先（Mustapha Hussain）和欧南（Onan Siraj）。无论如何，马来亚渴望争取独立的梦想在1942年2月宣告破灭。

另外还有一批马来人旨在解放苏门答腊(Sumatra)脱离荷兰帝国统治。不惜冒险协助日军。他们多数是居住在吉打及霹雳的阿齐人 (Achehmese)。藤原也曾提及他们的名字例如莫哈默沙列（Mohammad Salleh）、赛益阿布峇卡（Said Abu Bakar）和东姑哈斯比（Tengku Hasbi）。

据说他们在1941年1月16日暗中遣派本地苏门答腊後裔到苏门答腊服务。其中一员便是阿都拉胡先（Abdullah Hussain）。他当时只是一位少年人，并不清楚此次行程的目的，1941年12月，他受赛益传召後才惊觉其意义。在战争期间，他协助日军行政的工作，过後他还参於印尼争取独立的斗争。

事实上并不是全部被捕的KMM会员都给日军提供援助。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沙末阿末（A. Samad Ahmad Samad）在1913年巴生出生。在中学时代，他十分关注马来亚孩子之间的种族主义问题和马来民族在多元社会的处境。1933年他在当时着名的马来报《马吉里斯报》（Majlis）当一位实习生。在这里他认识伊布拉欣，通过他的带领，沙末成为一位新闻记者。

他的同事包括1945年後期左派政治人物阿末博思达曼（Ahmad Boestaman）和摩兰阿都拉（Melan Abdullah）。过後他加入马来青年协会。l941年12月6日，沙末在吉隆坡的办公室被逮捕，过後被关进漳宜(Changi)监狱。

关於布绒阿迪尔（Buyong Adil）（我国着名的历史学家）的事件并不确实。当时的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FMS）义勇军成员应该效忠英帝国，但布绒并不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他被组织定罪。布绒在1907年霹雳州安顺出生。起初他在一间马来小学就读，但是因为家境贫穷而无缘继续升学。他曾在其叔叔店铺工作4年，然後加入苏丹伊特里斯训练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毕业後，他在该学院任教一年。伊布拉欣耶谷是他其中一位学生。虽然他的表现优越，但是在1941年他被革职。

1960年後期，布绒亲白述说被革职的来胧去脉。当时他是一位掌管一小军队的少尉，不过却被误解为卖国贼或反英主义者。其实1942年前他不曾参於任何政治活动。他只热心於教育马来民族。当伊布拉欣耶谷和伊沙赫（Ishak）参观其住家後，他即刻被学院除名。

战时两极化：马来回教徒的合作与对抗

1942年2月後，本地与马来民族面对2种选择----与马来亚日军行政部(Japan's Malaya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合作或与其为敌。大多数的马来回教徒选择前者，这包括战後马来回教徒领袖，MCS/MAS官员，左派与右派知识份子丶教师丶宗教领袖，本地精英份子及青年。他们与MMA合作有几个原因，包括惧怕，爱国主义或深信这是争取马来亚独立的途径。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马来民族为了本身利益勾结日本。他们提供有关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和英军行政部（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BMA)）的资料给日军以换取金钱利益。他们的行动也造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内部华巫种族分裂。

无论如何，过後他们改变初衷支持英军抗日。他们的行动出现多种形式，包括不与日军合作丶参与136部队抗日或加入『青统』（Saberkas）（1944年由马来政府官员及青年组成的组织）。除此之外也有许多马来民族参与反日组织，如霹雳及古打州的『Askar Melayu Setia』或彭亨州的『Wataniah』。这2个组织虽不比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着名。可是他们的会员却十分效忠英国。

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马来回教徒可说寥寥可数，其中霹雳州最引人触目，因为在双溪万力（Sungai Manik）的村民全体加入抗日军。在Bekor，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扮演回教角色取缔赌场。因此抗日军获得当地村民与宗教精英的支持。可悲的是，这并不能保障Bekor村民深受种族分裂之苦。

日本统治压力或其行政方式无力团结马来左右派份子。相反的，日冶时期更加深了马来领袖的分裂。马来左派份子，特别是KMM会员在军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他机构。日本也给以经济上的支持，例加义勇军或义勇队，布绒也是义勇队的一份子，其任务只为学习及教导日语。曾经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依斯迈峇布（Ismail Babu）也参予义勇队，不过过後他却加入136部队抗日。早期的青统会员也出现贵族阶级和低产阶级的斗争。

再回说马来左派份子，他们争取独立的意愿在1942年2月完全扑灭。在日军的监视下，马来青年协会还继续操作一段日子。不过在同年6月KMM被解散，1942年 2月18日，伊布拉欣耶谷在新加坡一篇激动的演讲表示：「日军的胜利并不是我们的胜利」。他强调当务之急必须重新计划争取马来亚独立。马来青年协会解散後，穆斯达化胡先退隐太平；阿末博思达曼回去怡保，过後加入日本宣传队。其他三位领袖被派往东京，另一部份受命在苏门答腊日军政监部(Sumatra Gunsekanbu)工作。伊布拉欣耶谷本身以及阿末依斯迈及沙谷大叔加入《马来新闻报》（Berita Malai）。阿末（A.Ahmad）却加入『Perubahan Baru』工作。

义勇军丶义勇队或军补制(Heiho)的成立再次让马来左派份子获得重生的机会。通过KMM前会员热烈推动下，该军队成功吸引许多马来青年参与。不过不是全部马来青年协会会员都加入该军队。此外，全国各州对该组织的反应不一，例如吉兰丹与丁加奴的入队人数极低。

1945年5月，半岛印尼人民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 Union of People of Peninsular Indonesia，Kris，简称『半印联』) 的成立再次证明马来左派争取独立的梦想。1945年5月7日期间，伊布拉欣极力鼓励马来青年协会前会员成立『半印联』分会。可是他的企图并不成功。同年8月 17日至18日，一项全马来亚青年会议打算在吉隆坡召开，其目的为了宣布Kris的成立，同时推介大印尼独立的口号。可是这项计划随着日本在1945年8 月15日无条件投降而宣告失败。8月15日至16日进行的『半印联』职委会会议讨论了三项重要课题，那是马来亚大印尼的独立，解决由华族掌权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以维护马来民族的权利以及除去一直环绕『半印联』会员的卖国罪名。该会议通过了12项协议，可是只有2项与现时讨论课题有关连。第一是成立马来亚民主社会，第二是建议对抗英军返马的游击战。可悲的是，这2项建议都没有实践。同时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也直接粉碎了左派份子争取大印尼国独立的梦想。经过这转变，许多马来义勇军对新的局势产生各种反应：有者到印尼对抗荷兰军队，有者则参与巴都巴辖的反华冲突或默默等待应有的处罚。

马来民族对日本的统治其实已经变质。阿都拉萨胡先（Abduk Razak Hussain）便是其中一位思想改变的例子。据他所说，1943年尾许多马来人对日本的政策开始表示不满。日本把北部4州割让给泰国的举动，触使他在1945年加入『Wataniah』。『Wataniah』在日侵时期由尧马希丁（Yeop Mahidin）成立，他当时是彭亨文冬县的县议员。『Wataniah』的最主要的工作在於提供日军战时的位置资料。

其中一位值得称赞的人物是莫哈默尤索夫阿末（Mohd Yusoff Ahmad）。1941年末期，他是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的署理局长。英军撤退後。他便驻守淡边（Tampin）。1942年2月26日他被委任亚罗牙也（Alor Gajah）县议员，起初他不愿为日本人服务，他始终认为日军将会从柔佛撤退，他也不相信英军会战败。但是新加坡之战使他惊呀与失望。这位MAS官员为了照顾家人及村民的生命而勾结日军。身为一名县议员，尤索夫的月薪只有区区140元，一间房子、一辆残旧车子及手枪。他的工作只须分派购物证和批准开发森林种植农作物。

在日军统治下，尤索夫没有像其他马来官员般升官发财。相反的他的遭遇更是凄惨。他曾被逮捕、质问及坐牢。据他所说，当时他拥有双重身份，其一是附和日军的指示，另一方面期望英军回返，尽力协助英军抗日。1943年中期，尤索夫被日军逮捕。在审问时，他被问及反日之事，过後他被扣留三个月，然後无罪释放。因着他所受的苦难，许多马来人甚至华人对他钦佩万分。1945年9月，他被委任为森州日叻雾（Jelebu）也是当时种族分裂最严重的地区的县议员。

从KABA至帝国皇宫：回教徒与日本人

日本学者如明石陽至（Yoji Akashi）和板垣與一（Yoichi Itagaki）强调日本实行不参与回教政冶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明石陽至认为日军以回教做为宣传工具收买巫族人心也是无错的。根据日本的记录，在策划有关回教与苏丹的政策时，马来青年协会面对许多困境。明石陽至本身承认马来青年协会的记录并不完全正确。根据柔佛宗教局的记录，明石陽至的结论不过是为了讨好日军。实际上战时的回教徒多受欺压，信徒社会更加面对新时代的冲击。

1942年前期，日军在规划政策时犹豫不决，更有条理的政策只在1943年前期开始形成。因此日军在早期经常欺压回教徒，破坏神圣的回教堂。例如1943年在槟城峇都蛮（Batu Uban）兴建的回教堂也受糟蹋。日本海军用这回教堂收藏食物与军械，在其范围内开舞会，饮酒和吃猪肉。居住在居銮(Kluang)的一位Kathi（西西留注：即回教中主持婚礼的人）也报导类似事件。据他所说。日军弄污池水。拒绝让回教徒在星期五膜拜及以回教堂作为休息之地。日军的行为完全违反了回教律法。除此之外，到了欢庆佳日如帝国国庆，回教堂必须播放适当的音乐，日军也在此祷告其上帝及为战时丧身的士兵祷告。无论如何，回教宗教司对日军的行作所为却无能为力。

大部份马来官员也深受日军压迫，许多回教教条无法执行。马来宗教司的身份与平民无异，在执行官方任务时必须徵求通行证，他们所要分享的回教信息也得通过当地警察局批准。因为宗教局无力阻止，非回教徒的餐馆多滥用『Halal』字眼以吸引回教顾客。

日军对回教徒的态度在1942年底才开始改善。例如1943年4月在新加坡召开的回教徒会议。其出席者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宗教领袖。除此之外马来青年协会也宣布某些日子为回教节日如马来新年。

结论

马来回教徒与日军合作或对抗，实质上并不影响战後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战後领袖的作风与日治时期领袖并不相同。马来左派份子的解散不能称为『合作罪行』(Crime of Collaboration)。在某种程度上，其失败的原因归於成立大印尼的概念不受马来亚人民欢迎，以及英军在战後大举逮捕左派份子。关於回教的讨论。此文章点出日治时期直接或间接影响回教徒的信心和观念。除了通过支持回教以获得马来回教徒的支持，来对抗联盟军，事实上日军在日治时期滥用其权力欺压回教徒。

出处∶木马城（原稿存档于大马华社论文资料库《木马城》，目前已经断链，《新木马城》无此资料）
原题∶
作者　　∶Abu Talib Ahmad
发表日期∶
翻译　　∶董清风节译（西西留重新校对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