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出处：A response to MM Lee’s private secretary on dialects
作者: 邓超（Deng Chao）
译者:韦春花
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尊重多元化并不是无知
本文针对2009年3月7日在海峡时报交流版上，李资政首席私人秘书徐宏达（Chee Hong Tat）所写的文章【提倡学习方言是愚蠢的】。
在他的文章里，徐先生认为提倡华族方言是愚蠢的，因为它将威胁新加坡有关双语政策的有效性。他也重申华语将是所有华人的母语。
我只能说徐先生是错得太彻底了。
第一，他所提到所有中国方言都是由来已久的语言。中华语言经一个高度区域化的发展，已经发展成六到十二种地方群体（端赖分类的方法）。主要的地方群体包括吴（9千万人）、闽（7千万人）、广东或粤（7千万人）。闽南（闽方言的南部分支）包括福建、潮州和海南。
这些中华语言本身有很大分歧，要类比的话，就像把英语、荷兰语和瑞典语并排来看，又或者德语系里面印欧语言那一支。在每种中华语言里，又有或多或少可以相通的语言，比如广东话里有分广州、台山及其他。而闽南话里也分厦门、台湾及其他。就好像英语可以细分为伦敦、波士顿、多伦多、德州、剑桥、墨尔本及许多口音。
我们的政府错误地把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归类为华语的附属。中文的『方言』二字意味着一方之言，就语言的意义上来讲，它们之间共通的地方不多，所以中文里面的『方言』二字，与英语定义的『dialect』是截然不同的。中文『方言』真要严格翻译的话，只能用『区域语言』（regional language）来定义。在中国还有君主的年代，『方言』被用来指陈非中华语言，如韩语、蒙古语、满洲语、越南语和日语。在清朝的时候，西方语言学家经多方研究，就发现中国的南方语言跟北方朝廷所使用的Mandarin（华语），有其独特和不同的地方。
书同文并没有把中华各地的语言统一起来，就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德文，使用同样字母系统书写，但还是截然不同的语言。
书面和口语有明显的差异
语言学家已经清楚证明书写和口语之间是可以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再加上，中华文字是象形和表意居多，所以不像西方语言，文字没必然反映读音。所以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虽然分享着共同的文字，各个地方的人还是依照自己的方言习惯记录文本，而不多做考虑。
第二、Mandarin（华语）只是中华语言之一，它来自北京的方言，代表东北和西南一大片区域。所以历史上大家都把它叫做『官话』或者『北方话』。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多来自华南，他们只会广东话、福建话、潮州话和海南话等。还有一些土生华人说峇峇马来话，虽然未改传统习俗，但是Mandarin（华语）从来就不是我们的母语。
这个北京的官话是在1913年通过一次民意投票选出来的，那时广东话只因3票之差输给头名。这个所谓中华国家语言运动当时是把日本当做学习的楷模，因为日本语寻求标准化也是选择东京口音，但没有排除区域语言的意思。而中国办的这个运动却打算独尊北京话，而罢黜其他。
第三、南方语言是中华文化和华语的桥梁，而不是障碍。南方语言也不是从华语衍生出来的次等语言或者混杂（如洋泾浜英语）之类。实际上，专门研究中华语言的专家发现，今天的广东、潮州话可说是『语言活化石』，它们包含许多自唐以降，古汉语的书写和口语的成分。用这些南方语言来朗读诗章，比用华语朗读更为铿锵，韵味无穷。因为南方语言仍保留八到九声，而官话只有四声。
新加坡的文化遗产在消失中
放弃华南语言等于丢弃一部分中华传统、价值观和历史，因为下一代将看不懂部分文学、戏曲和故事。很不幸的，这条传承的链接正迅速消失。由于对过去知之甚详，帮助第一代的新加坡华人欣赏中华文化和学习华语。政府打压方言的学习等于是斩断我们的根，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只能对毫无止境的成语背诵感到厌烦。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这些成语故事是他们的父母用方言说给他们听的，在当时是很有意义且是日常生活用得上的智慧。
此外，新加坡人与外地华人共事的经验也告诉大家，会用他们地道的语言与他们沟通，有经济和非经济上的便利，如在香港用广东话、在台湾讲闽南话、在上海讲上海话等。
把南方中华语言归类为『方言』（dialect）自有其政治因素，就是要把它们贬成第二等。用这样的方式来根除它们，只能说是狭隘和短视的做法。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确实带给我们一些好处，但是它逃不出海峡殖民地的旧思维，即华、巫、印及其他的种族模式。除了英语，华人只能讲华语、马来人讲马来语、印度人讲淡米尔语，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是英殖民者分而治之的伎俩，这是19世纪只认肤色的便宜行事。而目前的官僚制度似乎还无法脱离这个旧思维，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马来文化其实可以通过与武吉士、米南加保和爪哇文化的交流而更加丰富起来。而印度社群除了淡米尔的丰富宝藏之外，还有马拉雅拉姆文化、锡克文化等等可以分享。
无知和固执是愚蠢。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尊重多元化，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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