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No Hold Barred∶“Marilah kita hidup atau mati sekarang”
作者 ∶拉惹柏特拉
发表日期∶15-03-2009
翻译 ∶ECS283
校对注解∶西西留
在两次遭到《内安法令》扣留后，我不打算那么容易让他们在第三次抓到我。我也拒绝面对叛国罪的提控，因为那也是一条不归路，我热爱我的生命，若能的话，我想再活多几年。我的早期教育是在吉隆坡貝拉米路（Jalan Bellamy）的爱丽斯斯密斯学校（Alice Smith School）渡过的。给那些不熟悉早期的吉隆坡的人知道一下，那间学校就在独立体育馆和国家体育馆附近的语文局（Dewan Bahasa）后面。这间学校是专为英国专业人士子女而设立的，整间学校也许只有三个亚洲人罢了，另外两个的其中一个是我名字已经记不起的华人男孩，和一个叫做陈莎拉的女孩，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算是吧！虽然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知道的存在（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单方面的『关系』）。
这间学校最高班级是到五年级，因此到了六年级，我就转学到在巴生的中路小学（Meru Road Primary School）。我也在这里中路高级中学（Meru Road High School）呆过一阵子（大概是一个月），之后从1963年到1965年，就被送入瓜拉江沙的马来学院（Malay Colllege Kuala Kangsar）。
我不能忍受那种全是马来人的环境，在经过近七年的全英学校的环境下，算是一种文化冲击吧！在1965年，我中三的时候, 我就被转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校。我的父亲把我送往维多利亚学院（Victoria Institution）直到1967年我中五为止。由于我不太会使用马来文，因此常成为被欺负的对象，他们叫我做『假洋鬼子』（Mat Salleh Celup），这使我无法忍受在江沙马来学院的生活。我从来不参任何人，也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华人马南』（Manan Cina），他的样子几乎长得像个华人，他的父亲服役于马六甲的德林达军营（Terendak Camp）。
我比较能够适应在维多利亚学院的生活。我的『好』朋友是拉惹杜莱（Rajadurai）（我们都叫他做『登姑』（Tengku）, 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拉惹』)、严胜（Yim Seng）、永文（Yong Boon）、翁（Onn）、 阿兹朱（Azizul）】卡林（Karim），还有约半打其它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朋友。这些朋友美好的地方是他们不是我的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朋友。对我来说，他们都不是我的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朋友。他们只是『我的朋友』。简短来说，我们都是『色盲』的。
不过那个时候是六十年代。在1969年，我们突然发觉这里毕竟还是有分别的，我们不再只是『朋友』，而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朋友。最后，我们都各奔东西。我听说拉惹杜莱被人谋杀了。我是在翁的床边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我不知道严胜，永文，阿兹朱和卡林怎样了。我甚至连其它那半打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朋友的名字也记不起了。
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直到今天，这些朋友都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也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我们曾经如此亲密，比兄弟还亲。现在他们只是我模糊的回忆。
这个国家到底对我们干了些什么？在196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我们分开？在六零年代不紧要的事情，到了今天却是非常重要。
这国家令我们失望，今天的政客把时钟倒转，摧毁了多年以来所建立的。这个破坏之大，连我们的有生之年也看不到国家恢复本来的样子，即使到了下一代也办不到。
我再也看不到马来西亚有任何希望，我们需要奇迹才能看到六零年代的情况。今天，马来西亚讲的都是有关你的肤色，你人生的机遇都取决于你来自哪一个种族。为何你的未来由骰子决定呢？为何命运一定要玩一个残酷的机会游戏，而你的机会取决于你出世于什么家庭呢？
马来西亚需要一个典范转移，不过这个转移不会发生，除非每个人都要它发生，一个手掌拍不响。前进的方式就是要埋藏过去，不要互相责怪。1969年的事件要怪每个人，这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族群造成的。就像我们需要两个手掌，才拍得响这个我们极为需要的典范转移的掌声。在1969年所发生的事情，也需要两个手掌才拍得响。
把我们糊在一起的胶（The glue that binds us）
作者：Dato' Mahadev Shankar
1969年五月十三日大概是离我们近四十年了。那天是星期几呢？我记不起了！也许是星期五吧？十三号星期五本来就不是个好日子！不过肯定是马哈迪把我们的钟拨快半小时之前的事。
当时，我们的国父还是首相，我们大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969年五月十三日在我国的历史中是一个转变的日标。
我刚好在法庭山上完结我的案件，比往常稍微早些回到家。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出街去，到傍晚才回来。
在黄昏时刻，所有惨剧一并发生。
暴民的叫喊声似乎来自公主路（Princess Road）①和Circular Road②的岔路。那里离我们在格尼（Jalan Gurney）一路和二路③角头的住家大约是一英里。骚动的声音都听得到。
①目前称为惹兰拉惹慕达（Jalan Raja Muda）
②后来被易名成Jalan Pekeliling，现在是惹兰敦拉萨（Jalan Tun Abdul Razak）
③目前称为士马勒路（Jalan Semarak）
我后来和妻子和孩子走出到我们的羽毛球场，因为我看到一个年轻马来人，慌张地在我们面前跑过，停下喘气，再继续跑。他的慌张感染了我们。
不久，我的邻居哈兹阿末（Tuan Haji Ahmad）在马路对面大喊说在公主路发生暴乱，大家应该马上回到屋内。
夜幕低垂后，我们看到在哥拉末路（Dato Keramat）那个方向有几处地方冒着黑烟，燃烧着大火。整个四周围的空气都充斥着惊恐和臭烟味。以防万一，我们把大门深锁，然后互相依偎在电视机旁。
后来我听到有人高声大哭。那是一个妇女的悲哭声「Tolong, buka pintu, tolong. buka pintu!」(求求你，开门！)。一个瘦小的妇女，手抱着婴儿，无助地要求庇护，很明显地，她是在格尼路附近的不幸人士。
我毫不犹疑就冲出去开锁让她进来。她满眼恐惧，婴儿也在大声哭泣。稍微的安心看来让她沉默下来，但她却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也不说话。
一进入屋子，她就躲在我们饭厅角落坐下，安抚她的小孩，面对墙壁，望也不望我们一下。现在很明显地，她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华人。她也不愿意多谈，只是用巴刹马来话请求说她不会给我们麻烦，会在明天就离开。我们对她的注意力不久就转到电视机上。
心神慌乱的东姑阿都拉曼向大家宣布，由于马来人和华人发生种族暴乱，颁下戒严令。说是由于一些人在庆祝选举胜利时得意忘形下所引致。他强调冷静的需要，而保安部队将会维持秩序。我非常记得他当晚的最后一句。
「Marilah kita hidup atau mati sekarang.」(现在，让我们选择生或死吧！)
在我把注意力放回刚才的瘦小妇女，和她更瘦小的婴儿身上时，我不得不承认我闪过一丝想法，觉得住在一个马来人居多的地区，我如今收容了这个华人妇女，是一种把我自己的家人安全作为押注的行为。从电视机上的广播，她的种族如今已成为盲目种族憎恨的目标。这种不人道的卑鄙想法很快地被我压下。她也看了电视机，也许更注意着我，一定是看到了我满脸的乌云。
我们大家没有一个想吃东西。我们只是坐着在等, 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几个小时后，我们的铁门上传来大声的打击声响，还有一个男性的叫喊声。
我发觉我担忧的时刻已经到来。我要求我的厨师木都，一个真正的英雄，当时若要算的话，陪我到铁门。那里站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彪形马来大汉。
我发抖地问他要什么。「你家里有我的妻子和小孩，我是来接她们的，」他用英语这么说道。
我怀疑地问他说∶「你能够形容下你的妻子吗？」
「是的，可以，我知道你问我，因为我是个马来人。我的妻子是华人，她很小只，而我小孩才有几个月大。我现在可以进来了吗？」
我马上开了锁，在他进来了之后，我们目睹了最感人的家族团圆。他衷心地感谢我们后就尽快地离开了，我们在激动之中没有问起他的名字和地址。
接下来?
我知道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马上打紧急电话，并志愿加入救济工作。隔天一早，一辆装甲车出现了。我被带到国会，被派去协助契佐哈里（Khir Johari）和玛尼卡瓦沙甘（Manikavasagam）。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难民转送并安顿在独立广场，后来我们也帮助红十字会的拿督（Ruby Lee）寻找失踪人士和提供紧急食物援助。
若那个在我们家躲避的小孩还在世的话，他今天也应该有38岁了。
那天傍晚，上苍把建立起我们这幸运国家的三大民族都安排在那间屋子内。在我们的独立五十周年的来临，以及我们心里非常期待的种族团结，让我给我的读者去问他们自己这里是否有给我们大家的启示。对于我们在1969年五月十三日的晚上的经验，那不就是把我们连在一起的胶，带着一个讯息说，我们应该互相爱护，不然就是死吗？
2007年5月13日
Dato’ Mahadev Shankar目前是再益律师楼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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