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问鼎：新经济政策，一条漫长曲折的风雨路

这篇文章比往常的长，可是对于我想说的话来说，这篇还是太短。关于这个课题我可以写一整本书，无论如何，我将新经济政策从1970年开始至今40年的历史，缩成此文。有许多东西是马来人可能不知道，可是却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其实已经有好些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好文章在《今日大马》刊登过，作者包括苏夫兰（Suflan Shamsuddin）、拿督再益依布拉欣（Datuk Zaid Ibrahim）及邱嘉平（Khoo Kay Peng）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作品，我真的不需要再为这些作者提出的重点添加什么了。然而你知道的，我的人就是不能二话不说就走开。

我不想否认或反驳这些作者所说的，我只是想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补充一些他们也许遗漏的论点。我的年龄比这些作者都来得大（我今年9月就60岁了），重点是我曾经参与马来人总商会（Malay Chamber of Commerce）并曾担任中央委员会长达数年，我有一些他们可能没有的资讯。

早在70年代当这些作者当中有人还在念书的时候，我已经卷入了这场我所谓的『斗争』之中。有很多东西是在『阁楼』里敲定，以避开公众的视线。因此并非所有事项都是公开的，也许我可以透露点这些东西，让画面变得更为清晰。

我读了那些20岁和30岁的巫统『活跃份子』对我的描绘 --我是个马来民族的叛徒，因为我坚持以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概念，反对马来人特权及优势以及新经济政策。这些人都在70年代末出生（有些甚至是80年代才出生的），在90年代之前，他们根本都还未『入市』。在那个时候，新经济政策其实该结束了，其实在1970年就该结束了。

对于『我们的斗争』，他们知道些什么？他们还没出生。就算是出生了，也还只是个幼儿或小学生。在他们意识到或明白什么叫做新经济政策之前，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在战壕中战斗了。让我告诉你，我们和掌权者全力拼搏，因此我们当中许多人成为了被政府报复的受害者，我们有人的生意毁了，因为政府打定主意惩罚我们讲太多及太『好斗』了。

和我同辈的应该还记得1990年初在登嘉楼甘马挽召开的巫统青年大会。我的名字在会议中被州务大臣旺莫达阿末（Wan Mokhtar Ahmad ）提及，告诉巫青团必须把我打倒。最终，巫青团透过马来人总商会登嘉楼分会把我赶下台，也把他们认为是我『亲信的』人赶出商会。（安华可以证实这一点，旺莫达亲口告诉过他。）

在瓜拉登嘉楼的一次商会委员会议上，一些巫青团员破门而入找架打，我们还真的打了起来，当时我把3名巫青团员赶出会议室，然后就打了起来。（是的！我独自一人把3名巫青团员赶得狼狈而逃）这事件被马来主流媒体报道了，也引起了州务大臣的注意。

当时的登嘉楼国会议员当面告诉我，叫我滚出登嘉楼，他说我在登嘉楼不受欢迎，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登嘉楼的巫统令我面对许多难题，因此在1994年我离开了居住了20年的登嘉楼。同时那也结束我身为马来人利益『战斗者』的『事业』。于是我决定把目标版图扩大，为更美好的马来西亚奋斗。

好了，题外话太多了，让我回归正题，改善新经济政策执行状况的斗争。

是的，你没有看错： 改善新经济政策执行状况的斗争。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改善新经济政策错误的执行状况。

新经济政策是一项设想不周的点子，它是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后为了安抚马来人仓促推行的政策。基本上联盟的各成员党如巫统、马华及国大党都同意的点子。所以这其实是华人及印度人都已经同意的。

但是，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意愿，不是一个法律，它从来没有在国会得到通过。对此，它甚至违反了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所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非法的。无论如何，它还是被接受了，马华及国大党同意顺应这『非法』的意愿，以安抚受创的马来人，避免新一轮的种族冲突发生。这似乎是华人和马来人为了种族和谐而必须容忍的一种变相的需求。

然而新经济政策应该只能执行20年。到了1990，新经济政策就该画上句点了。这不该是个永无止境执行下去的政策，连当时的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同意这一点，他也提醒过马来人这一点。

敦马哈迪医生接任首相后不久，他邀请了马来人和华人总商会的会员到吉隆坡貴都酒店(Equatorial Hotel）出席晚宴。在讲词中敦马提醒新经济政策还剩下不到10年的时间，敦马明确表示新经济政策将在1990年结束，不会再延长到1990年之后。

因此马来人最好还是赶快行动，敦马警告说，不要发牢骚及抱怨政府在1990年中止新经济政策。政府已经给马来人充分的警告，请做好准备，新经济政策将在 1990年结束，你必须面对它。

敦马已经提醒过了，大家都同意新经济政策只执行20年。华人和印度人同意新经济政策因为这不是一个永远执行的政策，而是因为它只有效20年，因此到了1990年就必须结束，大家都这么同意了。如果在1990年之后依然执行的话，那对华人及印度人是不公平的。

华人也被告知应该与马来人合作，在业务上协助他们。别把任务丢给政府，敦马说。最好的方法是华人和马来人共同努力，而不是让政府被逼退出像新经济政策这类的措施。

马来人是否成功还得看华人是否有此意愿，敦马辩称。如果马来人成功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嫉妒华人。如果华人不顾及马来人，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夺走了，那马来人就会变得好斗，并试图从华人手中夺回属于他们的。

基本上这就是敦马给马来人和华人的信息。对马来人说准备在1990年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及对华人说必须配合马来人把他们当成合作伙伴，要不然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这个信息很棒。可不可行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想分析敦马的逻辑。有时候，有些事情在理论上是不错，可是实践起来很糟糕。

大约在两三年后的1985年间，马来人总商会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由敦马主持开幕及副首相敦嘉化（Tun Gafar Baba）主持闭幕仪式。研讨会的目的是要探讨新经济政策的失败及其失败的原因--政府无能、腐败、政府相关公司（Government Link Companies-GLC）及巫统土著（Umnoputeras）不公平的竞争等。

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1990年底，假吉隆坡太子国际贸易中心举行了第三届土著经济大会（Bumiputera Economic Convention），大会由政府协办，非巫裔政党及各政党都出席了大会。大会的目的是要探讨新经济政策结束后改何去何从，该以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以及我们该往哪里走（1990年后）？

如果要我把1985年至1990年所发生的事件细节写出来，我大概能著书了。我能说的是，我在1970年代已经开始介入马来商会，那是在新经济政策落实后不久的事，当时就连马哈迪医生都还未当上首相呢！后来，马哈迪医生成为了首相，而他接着警告我们新经济政策将会在1990年结束时，我们大家坐下来检讨对策。到了1990年，新经济政策正式结束，我们再次的坐下来，可是这次是举办的是连续几天的较大型的论坛，其中还有政府、非马来人和政党的『联营』，以找出马来人问题的解决方案。

简介而言，我们对这些年来的结论是，新经济政策不是只关系马来人，它是一根三叉戟（serampang dua mata），以利用来（不分种族之下）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分散财富，同时减少不同种族间的差距。这就是当时的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可是，在过程中，马来人忘了这是根三叉戟，同时以为这个新经济政策只是为了马来人而设的。

此外，新经济政策不只是关系到商业、投标、合同和准证吧了，而也关系到公共服务领域的种族限额（固打），同时，它也包括了教育。一些银行的设立就是为了协助马来人，可是，银行的设立也是为了协助那些需要协助，可是却无法从外资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不管他们是马来人或其他种族。他们甚至可以获得保证金以进行市场促销，或是出国旅游的保证金，以开拡新市场，或参与贸易展览会，或其他你想得到的点子。同时，在当时而言，再次的，这些不止提供给马来人，也包括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因此，简单来说，当时，新经济政策是一揽子计划，它不单只是关系到商业、同时它不只是关系到马来人，它是一个社会重组计划，以协助商人变得更有竞争力，以对抗全球市场的攻击。

理论上而言，新经济政策是好事，每个人都同意这点。可是在实践中，它却失败了。而马来人变得迷惘，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关系到他们。这样看来，我们在哪里出错了呢？

许多课题是有迹可寻的。其中一点就是方向的改变，那是马哈迪医生所提倡的，而这时在新经济政策体制外运行的，同时与新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简单而言，新经济政策当时脱轨并被挟持了。

马哈迪医生发现，协助一千五百万名马来人（在当时）致富是不可能的，结果那个构想被搁弃了，只是部分的构想，而我重复，是把当初新经济政策的构想中的部分给搁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一些马来人致富，产生一小部分的人，比方说，一百名马来亿万富翁，接着才让这些亿万富翁帮助剩下的马来人。

那的确是个伟大的计划。于是，马哈迪医生去创造了超级富豪，比如达因（Daim）、达祖丁（Tajudin Ramli）、哈林沙艾（Halim Saad）、三苏丁阿布哈山（Shamsuddin Abu Hassan）、阿末瑟比（Ahmad Sebi Abu Bakar）、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这些人当时会当上亿万富翁，接着，他们将能帮助其他的马来人。

当然，当时的确做到了，我们看到这些新冒起的亿万富翁，可是他们却没帮助其他的马来人，反之，他们去为华人效命，就因为如此，产生了新兴的华人亿万富翁。许多华人因为他们和巫统朋党或『巫统土著』合伙而发了财。

接着是有关那些GLC或政府相关企业，当时所发生的是，这些政府相关企业与马来人竞争，而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这些政府相关企业『偷走』了所有本来准备给马来人的生意，问题不是这些华人和印度人，这些华人和印度人并没有消灭掉马来商人，那是政府相关企业消灭了马来人。

我们这些在马来商会的人给这些人取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巫统土著』（Umnoputera），华人和印度人不是敌人，巫统土著才是，这也包括了那些政府相关企业，而我们把这些都告诉了政府。

其实，在一场由贸工部长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主持的讲座会中，我们这些马来商会的人曾经告诉政府说，我们不需要新经济政策，我们不需要所谓的政府援助，我们所需要的是政府停止那些巫统土著和政府相关企业和马来人竞争，消灭马来人。

在1970年当新经济政策开展时，马来人在经济『饼』中只占了1.5%，在 15年后的1985年，只是3%，而所设的目标是在1990年时达到30%。如果花了15年的时间才由1.5%增长至3%，那要如何在仅剩的5年内追上目标呢？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表示的顾虑，而我们知道，到了1990年，它将会继续维持或超过3%，到达30%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是，这该怪谁呢？是华人和印度人吗？不是！是政府和他们的政府相关企业，以及巫统和他们的巫统土著，而我们把这些都告诉了政府。

今天，它依旧维持在3%，就如我们在1985年所预测的那样。当然，如果你把这些政府相关企业和『信托机构』也涵盖下去，将会是19%左右。然而，政府相关企业和信托机构并不属于马来人的，他们是属于国民的，他们是属于纳税人的，属于马来人的，是他们口袋中的那些，而这只占了仅有的3%。

这位贸工部长拉菲达（Rafidah Aziz）因为这样，她责怪马来人。拉菲达说，我们给了马来人这么多东西，可是他们全变卖了，再花掉所有的钱。如果马来人把政府给他们的都收好，那他们就能够达到30%的目标，甚至超越这个目标。

拉菲达悲哀的说，你们马来人浪费了政府所给你们的，当你把钱花光了，你还要投诉，你还要指责政府不帮你们。政府怎能永远不断的给你们呢？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了，可是马来人却没有尽他们该尽的责任，马来人发财后，喜欢买名贵轿车，和讨许多的小老婆。而当他们打会原型成为穷光蛋后，他们跑去见政府，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帮忙。

不可否认的，新经济政策失败了。我们这些马来商会已经在25年前的1985年说过，它会失败的。而政府也说过，它已经失败了，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华人和印度人，而是因为马来人本身。尽管如此，马来人却把这些失败归咎政府相关企业和巫统土著。无论如何，通过每个论点和其他理由，政府和马来人承认了新经济政策是个失败。

好吧！也许这是由企业界的角度所做的考量，这只不过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其他领域又如何呢？

马来人并没有被拒接受教育，如果马来人有才华及合乎资格，他们会被送往大学，再加上许多会被送往海外大学。政府部门的主管几乎清一色都是马来人，政府机构、各种武装部队、警队等等的主管也全是马来人。关键内阁部门的部长全是马来人（财政、贸易等等），多数公务员是马来人（97%～98%的布特拉再也选民是马来人），等等的。

马来渔民和农民都有获得援助，他们获得免费的渔船、海事引擎、渔网、肥料、拖拉机等等，他们的燃料是获得津贴的。其实，就连槟城、霹雳、雪兰莪、柔佛等地的华人渔民也获得援助。因此，这是涵盖所有人，而不是只针对马来人，尽管他们大部分是马来人——因为在农业和渔业领域中，马来人比非马来人的人数多。

这些垦殖民全是马来人，几十年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他们的土地卖了，成为了百万富翁。土地垦殖计划并没有给华人和印度人参与。

这样说来，马来人哪里有被遗弃呢？是否因为马来人在经济『饼』中只占了3%，那你就可以说马来人被遗弃了？

你必须理解，这30%是在1970年计算出来的，那是40年前的。根据1970年的标准，马来人已经达到30%，实际上会更多。可是这块『饼』却不会保持着静态，这块『饼』在1970年是1公斤，而马来人的目标是1公斤的30%，可是这块『饼』在40年间变大了，今天，这块『饼』是50公斤，这时，马来人的50公斤的3%远远大过40年前1公斤的30%。

这是个移动目标，这不是一个静态目标。因此，目标变得更大时，你占有的百分比也就变小了，可是绝对条件下，也跟着变得更加大。

假设根据1970年所策划的那般，新经济政策当时成功了，马来人踏出一步。可是，由1970年至今，世界已经走了五十步，而马来人却跟不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因此，马来人的落后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迈前，或是他们停止了步伐，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以更快的步伐前进，而马来人追不上。

别只说百分比，如果一个人在去年失业，而今天，两个人失业了。我们可否说失业率增长了100%呢？一整年只有两名大马人失业，那还不太坏，可是以百分比来看，那就很糟糕了，那是100%增长。

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住在中产阶级房屋呢？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住在高尚住宅区呢？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上大学呢？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获得海外教育呢？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获得政府聘用呢？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驾驶马赛迪、宝马、法拉利和宝时捷呢？有多少马来人在1969年的时候有能力购买一架四万令吉的电单车呢？还有许多许多。

别只看那3%（如果连政府相关企业和信托机构也涵盖进去），看下你祖父在1969年是干什麽的，看下在40年后的今天，你身处何处。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对你所做出的事。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新经济政策是失败的（虽然政府责怪马来人本身造成失败），可是，在许多层面上，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而你们马来人阅读这篇文章时就证明了它是成功的，如果不是，那你应该回乡下种稻，或是跟随你老爸去捕鱼，而不是在阅读《今日大马》。

这是我给马来人的信息，马来人是穆斯林，因此，用你的『穆斯林头脑』想想，伊斯兰教叫你为我们所接受来自阿拉的祝福（nikmat）而感恩（shukur），如果我们不懂感恩，我们就被视为『辜负尔』（kufur nikmat，意即『隐昧或拒绝』），而『辜负尔』一词来自『卡非尔』（kafir，意即『隐昧或拒绝伊斯兰真理的人们』）或『异教徒』（infidel）。是的！伊斯兰教教导我们不要质疑我们所没有的，而是感恩我们所拥有的，否则，我们就是『辜负尔』了。

说马来人依旧需要新经济政策，就是承认了马来人还很软弱。马来人的自豪和尊严去了哪里？你看到华人和印度人所拥有的，接着你就申诉你没有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可是你忘了，印度人和华人已经答应给马来人20年的时间追赶上来，你办不到是他们的错吗？

而我们曾经追了上来，唯一的问题是华人和印度人没有原地踏步，等着马来人追上来，他们也在增加他们的财富，而马来人的财富也增加了，可是现在我们投诉华人和印度人所拥有的和我们所拥有的做比较，然后我们很不高兴。40年前，我们曾经需要乘巴士去市镇，今天，我们驾驶昂贵的轿车，可是我们只有三辆车，而华人和印度人有十辆，而这就是为何我们很不开心。

懊恼成这样，马来人不觉得羞耻吗（Tak malu ke Melayu sungut macam ini）？

出处∶Malaysia Today
原题∶The Corridors Of Power∶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called the NEP
作者∶拉惹柏特拉
日期∶13-03-2010
翻译∶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