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一定要成为科技强国？

科技是人造的，人造的事物有它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即是人类，而人类有私心。如果我们无法停止杯弓蛇影的话，如何将科技决定论成为我们的理念呢？

不久前，在阿都拉掌权的高峰期间，生化科技被描述得会声会影。以下是我当时说撰写的一篇文章，目前，现任政府重新评估大马『生化科技』，在互助互利的年代里，对地方文化受到取代时的借用、取舍和其局限中，对环境的威胁，对于这些，我们是否理解科技和公共政策后面的哲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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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政府的新标志中，除了『强化马来人』（Towering Malays）以外，就是『大马生化科技』（Bio-Tech Malaysia）了，这给予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取代过去政权的经济标签——『大马资讯科技』，以形式上来说，多媒体超级走廊（MSC）就是为此而创造出来的风景指标。

可是民间所引发的是有关科技和社会变迁的课题，我们要检讨的是，是否科技原则能够带来强化和社会关系的改革呢？是否我们曾仔细分析，谁才是开发、部署和培训的全球领导者？同时，在扩大中的受惠群体当中，谁能在高科技『全球化』中获得利益？

在另一波的经济发展浪潮中，我们是否能够对『科学』（scientistic）或『伪科学』（pseudo-scientistic）语言进行辨别呢？这些新名词，比方说『农产企业的基因设计家』（designer-genes of agro-business）这样的一个名词，对位于吉打州的锡（Sik）或玻璃市州的淡汶都浪（Tambun Tulang）的农民到底有何意义呢？他们要如何对这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冲击进行对话呢？是否他们将像过去那样，继续默默的被打击而无反击之力呢？就像是大马生化科技出现前，那维持了上百年的马来封建经济系统呢？

我们目前是否有意识到基因改良的农产品对环境的威胁呢？我们是否有在研究先进国的研究报告中，有关生化科技背后的伦理道德呢？所建议的国际顾问机构的成员们是否有充分的智慧关切大马的未来呢？当一个国家大力提倡科技决定论的理念时，他们可否预测将来会发生的事呢？比方说：过去大规模的转变，包括经济体的规模、工业化、高科技资讯工业，而现在——生化科技？

大马国内的激烈辩论，学术圈中受人尊敬的教授们、公共咨询团之间、草根运动的领袖们、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们，还有进步派领袖们呼吁对这个课题所需做出的辩论；我们是否应该往『生化科技』这条路走呢？我们的现代化历程将会如何？在数码化世界的分歧中，我们要如何理解和做出补救呢？在这个新的『全球—地方—企业投资』中所谓的生化科技中，我们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

作为国民，我们必须感到担忧，我们必须展开全国性的『相互性』（dependency）辩论，我们必须显凸出『相互性』在其中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求我们的政治人物阅读保罗·斯威齐、華勒斯坦、约翰·加尔通、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克里斯托弗· 蔡斯一邓思，甚至是切.格瓦拉和弗雷勒的著作，以理解在以经济发展的名誉下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我们需要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是科技，它如何对社会生产关系造成改变？

『我们的科学怪人』

我们必须很明确的说明我们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是否科技在我们控制之下呢？又或者是，我们被它所控制了？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间与科技共定位，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毫无节制的接受科技、交换专家、接受外国援助的这段历史——这些都是以发展和现代化为名堂所做过的事。

五十年代，我们对裁缝机的发明高声欢呼，把它当作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虽然它的角色即是取代人力，它的功能即是机械化的生产器材，一时间，机械的应用成为风潮，我们输入了这项科技。

六十年代，当我们看到稻米收割机在稻田中轰轰作响，它的能力令我们无比敬畏在新品种稻米『阿波罗』的推介中（就连名字也取得很理想主义，听起来未来感很重），以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充当世界银行总裁期间对科技转移的热潮中，我们输入了这个理念。

七十年代，我们在联邦土地局（Felda）的规划下，随着世界银行提倡的经济发展主义下，把国家经济转变为大规模农业。

八十年代，我们设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及微晶片组装厂，吸引了以马来年轻女子为主的『米娜卡兰』，成为了新一代的契约佣仆(Indentured servant) ，他们在心里上，已经被朔造成为本地贪婪的企业家，以及国际资讯科技制造商的奴隶。
※『米娜卡兰』（Minah Karan），一般上在电子厂当操作员的马来女子的俗称，就像我们称华人女子为『阿妹』（Ah Moy）那样

九十年代，我们设计了大规模的产业发展，称为MSC（多媒体超级走廊），建造了东南亚最大的机场，以便国际商家可以轻易的在我国着陆，尽其所能的大赚一笔，接着在飞去他们的乐园，而不受他们自己的国家政府所控制。

本质性的变化

我们对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能够超越人类认知的理性（Reason）和审美（Aesthetic）意识的强大能力感到惊叹，尽管如此，其发展的历史可追溯到五角大厦的酝酿期。在媒体超级走廊计划下，就像小孩获得了新玩具那样，我们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整个基本变化，导致了转变和继续的转变我们的生活。我们邀请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士给我们忠告，以及协助把他们的企业变得更富有，我们制度化了这个梦想。

我们桌上的电脑、电子计算机，学童把玩的『口袋怪兽』（Pokemon）、『孩之宝』（Giga Pets）、MP3、Playstation、环球定位系统、互联网——所有的这些都是来自五角大厦。回想一下，这些我们过去所开发的电脑都来自于五角大厦，作为情报与联系控制指令（Control Command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C3I）的用途，而互联网的发展来自于DARPANET，一个国防部计划中串联五台电脑，以让他们可以充分使用其计算能力对导弹进行导航，可是，我们歌颂的是它的『中立性』（neutrality）。

我们盲目的接受科技，作为成长的引擎，而作为个人、社会和认知性变革（cognitive change）的代言人，他们高调的科技决定论和『过度乐观主义』（hypism）不过是为了迎合民众，却没有做出仔细的分析的。我们称呼我们国家的领袖们为『工业领航人』（captains of industry）。

我们对科技决定论的理念毫无分析能力，我们任由它来控制（colonise）我们的思想。

科技是一种主义

科技历史学家吉姆·凯瑞（Jim Carrey）建议，科技和思想主义不能只停留在讨论的层面，科技精锐化认知，引导人类的活动、改变系统、取代自由思想、抹杀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的空间，强暴了我们的意志，它会使自己更加的文明和公社化（communal），把我们摆置在虚耗无度的基础上。

『虚拟科技』（Virtual reality）将我们摆设在虚拟资本主义的平台上，生化科技将会是迈向科技幻想的另一个阶段，在有更多的新玩具和游戏供我们把玩后，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些变种基因使用在我们农业环境，可用来生产除草剂，也可能导致我们的食物『癌基因化』（carcinogenising），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

当科技、思想和幻想，全部混为一谈，作为科技分析评论时，这将令人感到毫无希望可言。这是一个例子：当人类的创造力在数量化和系统化之下失控时，造就了武器生产科技，在毫无道德意识下，未来的一代的命运是暗淡无光的。为何这些思想控制着我们？为何我们的政客们继续的输入和强制这些理念在脆弱的人民身上？答案就处在『霸权主义』（hegemony）。

在我们的本性（natural self）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之间，依靠的是『知识和权力的空间』（spaces of knowledge and power），这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在这个空间，人类被『异化』（alienates）并产生出人们的『习惯』（habituses）。我们正在朝向另个阶段的发展主义：大马生化科技的年代，可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如何测试它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呢？

科技决定论

美国裔历史学家大卫诺贝尔（David Nobel）在《美国设计》（America by Design）中广泛的撰写了这些大企业的角色，以及他们所设计的研究和开发活动，这些都会对科学发展造成本质上的改变，同时对公共政策造成影响。

大卫奈伊（David Nye）在《美国电气化的故事》（story of electrification of America）内容也是有关互联网的故事，在故事中，电气化已经统治了公众领域，它所带来的思想即是『科技是中立的，取消了人类结构之间的利益』（technology is neutral and devoid of human constitutive interests），总体来说，我认为科技决定论是一个理想主义，这些都是演员、大企业，以及涉及到生产、再生产、编码、信号化和符号化后面的假面目 ——最终将把它在公众面前『神秘化』（mystifying）。

唯有本质性的对这个主义进行批判，就如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所使用的词汇——『主义批判学』（Ideologiekritik）。一个有认知力的练习（cognitive praxis），包含了对所获得的知识所进行的分析，对于人类构成的利益，也许可成为这个主张的起点。这些包括那些寻找各国进行数码化的人士，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或数码领域的大师（Digital Guru）们的主张。

我们正在模仿西方式的思维吗？我们目前是否变得过于逻辑性、过于合理性，以及过于科学化，意图由经济哲学（eco-philosophical）的角度来瞻视本质上的特定空间呢？我也有所怀疑——给予我们建立给我们国家的教育系统，同时也基于人类资本革命本质，我们在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帮助下策划着。或者说，在他人的策划和毁灭下，永远被人鱼肉是我们的命运？他们将会令人类的经济系统继续被基因改良的农作物所渗透，难道这些变种和因为违反自然界所带来的后果必须由我们来面对吗？

科技是人造的，人造的事物有它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即是人类，而人类有私心。如果我们无法停止杯弓蛇影的话，如何将科技决定论成为我们的理念呢？
※柏拉图名言：『洞喻』（the shadows on the wall of the cave）。假定有一些从小就被捆绑着不能转身的囚犯面朝洞壁坐在一个山洞里。洞口外面有一堆火在洞壁上照出一些来往木偶的影子。这些囚徒一直以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的事物；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解除了束缚，转身看到火光下的木偶，才知道以前看到的只是一些影子。等他走出洞口，看到阳光照耀下的万物，才知道那些木偶也不是真正的事物本身，不过是人与自然的摹本。但他这时还不能直接看太阳，只能看太阳在水中的倒影。等到他逐渐适应了，他才能看见太阳，并终于明白了这一切事物都是藉着阳光而被看见的。太阳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记载在柏拉图的《国家篇》

让我们集合所有的本土学者，协同我们的草根运动的领袖们，以及亲民的非政府组织们，共同来辩论这个课题，唯有这样，最新的论文和发展才不会被国际咨询团成员所主导。

让人民说出心声，让他们以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什么才是恰当的科技，以及可用的资源，不要将它们分化，而造成权贵们和老百姓之间更大的知识上和权力上的鸿沟。

原则上而言，我们是一个有机国家（organic nation）——不是一个被篡改基因的政体（genetically-altered polity）。

出处∶今日大马
原题∶http://mt.m2day.org/2008/content/view/25061/84/
作者　　∶Azly Rahman
发表日期∶30-07-09
翻译　　∶西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