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後，在伦敦，他们因为抗日时期的英勇，受到了联军的赞赏。我国的历史学家，是否愿意揭发那些在二战期间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的人士，那些「出卖爱国游戏的卖国贼」？柯嘉逊博士
「过来，你们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听我唱歌，爱国是件很棒的事情，它会以火焰的速度消除我们的恐惧，它让我们都成了爱国游戏的一份子……」
这简单却让人精神亢奋的歌词，出自爱尔兰独立运动一首古老的歌曲，并启发了Bob Dylan的「上帝站在我们这边」（With God on our side）这首歌。
听到了许多大马人移民的新闻（最近18个月内共有30万人？），以及他们移民的原因，我也要与大家分享我在这「爱国游戏」中扮演的角色。
70年代我是个叛逆青年时，我收到大姊与姊夫要移民澳洲的消息。这让我感到满腔怒火。当时的我认为，即使不公正，但国民应该留在国内，争取大家的权益，并且同心协力建国。
对我这个身无分文的愤怒青年而言，要这麽说当然很容易。可是，姊夫作为马来亚大学的医学教授，看到学术成就因土着主义而遭殃，更要容忍在升迁方面被制度性地排挤带来的耻辱，我能体会他的感受吗？
他警告，马大医学文凭可能会不再受英国医药协会承认，当时没人相信他，结果这到80年代却成了事实。其馀的，都成了历史……如今，我再也不是个乐天派的年轻人，只为不少资优大马人为了在事业上追求更光明的前途，被迫离乡背井感到悲哀。
自1969以来，我国有多少人才流失到外国，这为经济带来多大伤害，政府是否在乎？
单在我的家族，我们国家就流失了一位放射科教授（我姊夫），及一位心理学教授（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哥哥）。
他的女儿是位新加坡的急救专家。另外三位都是心理学家的亲戚，则分别移居到了渥太华丶纽卡塞尔及新加坡。
我还有两位年轻表弟在新加坡行医，另外两位侄女，则刚刚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医学系毕业。我想，他们回国执业的机会大概很渺茫。我自己明年将从医学系毕业的女儿大概也一样。
新经济政策酿成大祸
80年代，我一位同事的四位儿女分别毕业自麻省理工学院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丶牛津及剑桥。在我们的住宅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儿女在海外留学或就业，其中有些人的事业非凡，但这些人才都流失了。
自土着政策推行以来，除了医师，国家电力局丶公共工程局丶铁道公司丶橡胶研究院等许多专才，也都被逼要到海外寻求发展。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驻院写作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前编辑，《马来西亚独行侠：在动荡时期的马哈迪》一书作者Barry Wain计算，前首相马哈迪的统治，让我国付出高达1,000亿令吉的代价！可能，人们应该计算，1969年土着政策推行以来，到底对我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有任何巫统领袖为人才流失感到惭愧或後悔吗？没有！在每年的巫统大会中，他们以「终於摆脱了！」回应人才流失课题。对「巫统土着」而言，他们更重视的是宣称土着专才在各行各业比例逐渐增加那令人质疑的数据。
毫无疑问，最近教堂被烧的事，让很多大马人感到忍无可忍，还会迫使更多人移民。
我国所谓的「建国功臣」及「跳出原有思考模式」的思想家，怎麽似乎无法创造一个能在树立国民团结之馀，能避免人才流失的「双赢方案」？美国诗人Robert Frost不是说过：「原创及自发，是我期望国家能拥有的精神」？
「爱国是件很棒的事情」（Patriotism is indeed a terrible thing）──当爱尔兰人说「terrible」的时候，他们指的是「很棒」（awesome），而非「卑劣」（contemptible）。
1969年513事件，让我与不少大马人都感到恶心。当时，我刚完成高等教育文凭（A水准）。不久後，我存钱买了张到伦敦的机票，并且向姊姊借了足够一个月的生活费。
最初感到爱国火焰激起，是刚到伦敦的那段日子。每次遇见英国人，问我是从哪来的时候，当我告诉他们我来自马来西亚，他们都会说：「我想你大概是再也不会回去那里了吧？」
听到这个问题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到：「我会，学有所成我肯定会回国！」
虽然这些只是在街上或酒吧遇到的陌生人，我却依然坚守我做出的承诺。这不只是爱国主义，更是我的人格。
1975年在念大学时，我忽然接到英国内政部的来信，他们由於怀疑我在英国的签证到期了，因此希望我把护照交给他们检查。几个礼拜後，我取回了护照，其中还附带着一封信说：
「我写信给你的目的，是要通知你，之前附带在你入境英国的签证上的时限及条件都已经取消了。现在你可以永远居住在英国。你要在英格兰丶威尔士或苏格兰就业或转换职业，再也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你也可以创业或成为专业人士……内政部副国务部长1975年3月6日」
直到今天，一些我遇到的人，依然会问我，既然我的小孩都在英国念书，我太太也是英国人，那我会不会考虑要移民到英国。我每次都告诉他们：「如果我要移民，我早在70年代就移民了！」
取得了博士学位後，我终於在80年代初回来「参与建国」。当时的我，可以在英格兰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欣赏麦酒丶艺术及田园风光，可是我的社会良知却不允许我这麽做。
内安法伺候归国专才
1982年尾回到大马，除了工作，我大量写作，评论各项社会当时面对的问题。那是个媒体相对自由的时代，人们常开玩笑说：「虽然报章由马华所拥有，但却是国大党为行动党所编辑的。」
哪知道，这只是风雨前的宁静。80年代国内蜂涌而起的民权斗争，最终导致了茅草行动的爆发。为了答谢我回来参与建国，国阵政府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逮捕了我，并在不经审讯之下扣留我。
在内安法下不经审讯受扣留，是对一个人的爱国情操最好的考验。在被独自囚禁，警方政治部官员企图「改造」我的首60天，他们一直问我三个问题．即：
「既然你有个英国太太，为何你不选择移民，非要在这里『制造麻烦』？」「与其支持反对党，你何不参与国阵？」「为何你不学学邱家金教授，而坚持要为华教份子说话？」
针对首个提问，我告诉他们，我是个大马人，要回来为国效劳；针对第二个提问，我告诉他们，参加种族性政党有违我的理念；而第三个问题，我则回答说：「你们已经有一位邱家金了，还要多一位干嘛？」
（上，明日续）20.01.10
××××××××××××××××××××
爱国是怎麽一回事？（续昨）
在被盘问得受折磨的那段时间，政治部警官也要知道我在英国的活动。有一次，他们问我，曾否在英国报章投稿。当时我不懂他们的动机何在，他们就拿出了一张剪报，上面有这我在70年代在《卫报》的投稿。
在那文章中，我批评着名作者Anthony Burgess，因为他赞扬殖民主义者对大马社会的刻板观点。我向他们指出：「你看，你们有最好的证据，证明我有符合多元族群社会的视野。我努力捍卫我们的国家，跟你们所指的完全相反！」
当然， 他们并非不了解我的本质，不过．他们依然认为我「威胁国家安全」，把我送进甘文丁扣留营两年。
在甘文丁里，「改造活动」就包括了每星期的周会，大家像小学生一样唱国歌，还要宣誓永远效忠於元首及国家，并且遵守国家原则。我们许多「强硬份子」，完全不理会这种空泛的「爱国主义」。这彰显了英国文人Samuel Johnson那尖酸刻薄的名句：「爱国主义是恶棍们最终的庇护所。」
美国幽默大师Kin Hubbard还说：「一个政客越没料，他越喜欢国旗。」
谁抛头颅，洒热血？
在扣留营中， 我太太和我决定，将我们六岁儿子的英国护照转换为大马护照。因为若不这麽做，他就必须跟妈妈每两个月出国一次，在护照上盖章後重新入境。提起这件事，不少牢友都惊讶地说：
「怎麽，你疯啦你？只要一释放，我们将立刻离开这个国家！你怎麽发神经，放弃他的英国护照，换取大马护照？」
有些茅草行动中的牢友早已远走高飞，我祝他们好运。爱不爱国并非别人可以强迫的。人们依据各自的生活历练做选择。他们当然喜爱这个他们生於斯，长於斯的这片土地，可是，国家不但不爱他们，反而剥夺他们珍贵的自由。
近年来，许多「巫统土着」摇旗呐喊，亲吻匕首，高唱爱国歌曲，表示他们的忠贞不渝。可是，他们之中有多少人能够骄傲地站出来，说爱国的他们曾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及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在战争中对抗？
我一个都不记得！
有多少爱国者在这两场战役中牺牲了？他们保卫的国家，是否曾经赞扬他们的功劳？
二战後，在伦敦，他们因为抗日时期的英勇，受到了联军的赞赏。我国的历史学家，是否愿意揭发那些在二战期间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的人士，那些「出卖爱国游戏的卖国贼」？
至少有一个人，陈平，能够说他做到了这点。不过，曾经与英国殖民主义者及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战斗的他，今天只是想要有回来探访他曾经保卫的祖国，却连门都没有！
我改编了另外一首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歌曲《Show me the man》，陈平可能会很想唱吧？
不管国家有多悲惨，
怎麽会有人，
不爱自小生长的土地，
不为国家感到骄傲？
我知道我爱我国，
期望再次见到，
国民不再受压迫，
自由真正降临在（马来西亚）……
即使朋友全都与我作对，
即使敌人说什麽都好，
国家依然常在我心中，
我依然热爱所有的同胞。
如果能留在家园，
哪里会有（马来西亚人），
愿意流亡到外国战斗？
把自由还给我们，
让我们将旗帜展开，
（马来西亚人）将证明，
我们是世界的荣耀！
（下，全文完）21.01.10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