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日报：民族激情再起

胡万铎

1961年从爱尔兰回来接管家业，时年26岁。这是我人生的一次大考验，攸关家父业务能否持续稳固发展和个人成败，顿觉责任重大，把全部时间和精神放在业务上，鲜少出来社会活动或参与华教工作。

当时幸得家母和大姐及弟弟的全力辅佐，以及一批老员工忠诚相助，经过十年悉心经营，并在锡矿全盛时期收购英国Osborne & Chappel矿场，同时开拓商机走向业务多元化，从事三夹板和木业等。家业已然打下稳固根基后，便在1972年结婚成家。

事业有了一定成就，也成了家，心情稍定，自然就多一些时间关注时势发展。

恰逢1969年由陆庭谕和沉慕羽等人发起申办独立大学捐款运动，在民间掀起一股热潮，成为大选的焦点课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以及接下来发生的513流血事件，给了我不小冲击，从新唤起我中学时代的民族意识。

也就在这个时候，1970年代初，教育部当局调派一位不谙华文华语人士到怡保市郊巴占华小当校长，时任巴占华小董事长辛海龙先生联合社会人士激烈反对，引起我的强烈感受，华文教育受压制有步步进逼之误。1971年2月18日，我亲自出席了在怡保中华大会堂举办的华人团结大会，倾听时任教总主席沉慕羽先生和顾兴光等人的讲演，语多精警煽情，其中一段犹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马来西亚三大族群，犹如一张三角桌，任何一角被弄断了，整张桌子也会跟着不稳而倒下。

大会过后，沉老被警方援引煽动法令拘捕，再度唤起我的民族情怀，中学时代对华文的热血豪情，和对民族的危机意识。

这使我想起二战时期，本地华人如何受到日军欺凌，又如何忍辱渡过那段苦难日子。由于锺灵中学早期是新民主思想和左派思潮的摇篮和传播地，在锺中唸书时自然受其感染。当时英殖民政府企图通过特别津贴为饵，将华文学府改为英校，自己也因为带头反对当局对华文的压制而被学校开除。上述一连串事情使我当时感受到受压制的辛苦，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使命感，我要出来做点事、出点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瞭解维护民主自由，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是当前急务，它将影响民族之存亡。我应抛弃个人利益遵循前人的脚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