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族群政治的巩固——从三党联盟到国民阵线

作者：利亮时（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校对：西西留

一、前言

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重返马来亚，开始重新检讨对马来亚的统治模式。其中包括了将原本的马来联邦〔雪兰莪州、霹雳州、彭亨州、森美兰州〕马来属邦〔玻璃市、吉打州、丁加奴州、吉兰丹州、柔佛州〕和海峡殖民地〔马六甲州与槟城州〕①，纳入一个统治系统当中。除此之外，殖民政府亦将开放予非马来人公民权地位。这项计画对马来人而言，等于是无视他们在这块土地的优越地位。马来知识份子为了保卫族群的利益，于1946年5月11日成立了「全国巫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②。
①二次大战后，英殖民地政府就政治因素将新加坡从马来亚分割出来，成为另一个政治单位，后来便以新马来称这两个地方。见 B.Simandjuntak. Federalisme Tanah Melayu 1945-1963 (Petaling Jaya: Penerbit Fajar Bakti, 1985), p.60; KG Tregonn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66), pp.35-36.
②英文简称UMNO，中文则简称为巫统。

进入1950年代，民族自决的浪潮席卷亚洲，代表马来人的巫统、华人创立的政党马华公会(简称马华)(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与马来亚印度国大党(简称国大党)(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三党组成了「联盟」(Alliance)，积极争取独立，以及参加当时殖民政府举办的各级选举。联盟在1955年选举的胜利，奠定三党在独立后的统治地位。三个政党代表的是各自族群的利益，马来亚建国后的政治亦是沿着族群的政治道路发展。

从1957-1969年，联盟一直是马来(西)亚(1963年与沙巴、砂劳越和新加坡合并称为马来西亚)的主要执政党。 1969年在野党势力的崛起，令这个执政联盟面临极大的挑战。执政联盟成功保住了执政权，但是国会议席有所减少，更不幸的是国内发生种族冲突事件。这次的冲突事件，导致巫统主席兼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黯然下台，副手敦拉萨(Tun Abdul Razak)取而代之。敦拉萨的上台，开始向在野党示好，并将原来的联盟架构进一步扩大，更名为国民阵线(简称国阵)(Barisan Nasional/National Front)。在野成员加入了执政团队，并没有对马来西亚原本的族群政治生态产生改变，反而让族群政治继续壮大与发展，巫统的力量亦随着增强。本文将探讨，从联盟到国阵，马来西亚的族群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渐趋巩固，族群政治对马来西亚的发展形成哪些的影响，巫统又是如何成为族群政治的最大受益者。

二、三党联盟与独立建国

1946年成立的巫统，是一个为马来民族权益奋斗的政党。然而，该党曾在创党之初有机会成为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但是党内的多数党员无法接受，最终选择了单一族群的路线。这项决定亦导致巫统创党人拿督翁(Dato Onn bin Jaafar)愤而离开巫统，另组跨族群的「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当时由东姑阿都拉曼领导的巫统与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开始竞争未来的政党路线。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缔结联盟，在多次选举中击败拿督翁领导的政党，这也代表着族群政治路线战胜多元族群路线。 1955年全国大选，联盟在52席中囊括51席，更加确立往后族群政治的发展。

族群政治的确立有其许多历史背景，殖民政府在统治期间，对马来亚各族群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到各民族间存有很大的隔阂。巫统、马华与国大党的合作，营造了国内族群和谐的气氛。在当时马来亚政坛尚没有出现任何政党能与联盟抗衡的情形下，联盟顺利从殖民政府手中取得了政权。继承殖民政府的「单一选区简单多数当选制」强化了联盟的执政基础。在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成功的获得独立，1959年则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选举。这次的选民结构产生了颇大的变化，非马来人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至三成左右。①联盟的成员马华曾要求增加国州议席的分配，但是遭到巫统断然拒绝，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更不惜以断盟来捍卫巫统的地位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更不惜以断盟来捍卫巫统的地位。马华最终的妥协，虽然可以继续享受执政的权力，但是这也简接强化巫统的领导地位，马华和国大党的地位亦由对等地位逐步演变成从属的角色。
①王国璋《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页69。

独立建国后，在野的力量开始逐步崛起。尤其是左派政党所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他们以阶级的论述来吸引选民的支持。然而，阶级论述的幼苗无法在族群政治成型壮大下发芽。这在于当时马来亚的族群阶级不均匀，阶级理念根本无法整合当时的族群关系。另一方面，左派中的族群色彩仍然明显（华人是内部的中坚），这也无法取得最大族群——马来人的信任。独立之初，以族群为本位的联盟体制，是唯一得到三族认同的政治结盟，这让联盟能够击退左派的挑战，以及进一步巩固其统治的地位。从1959年至1964年的两次国会议席选举中，便可以看到这种趋势。1959年的国会选举，联盟在反对党的挑战下，席位有所减少，但仍维持三分之二的优势，即在104席中取得74席。①1964年的国会选举，②联盟赢获89席（当时竞选的国会议席共104席）。③国会议席的增加，固然有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一项就是当时人民对联盟执政有信心。
①同上，页76。
②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国会议席因而增至159席。 1964年的国会选举只限于马来半岛，当时的国会议席数仍与1959年选举时相同，即104席。
③KJ Ratnam and RS Milne, The Malay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f 1964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p.14.

联盟在1964的国会选举，虽然得到人民的强大委托，但是该届选举多元政治再次与族群政治角力。标榜多元族群政治，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派出候选人竞逐半岛的国会议席，虽然只赢得1席，但是人民行动党跨越柔佛海峡进入马来半岛权力中心的意图，令联盟心生惊惕。选后人民行动党继续高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旗帜，开始向联盟的族群政治进行挑战。多元政治与族群政治的较劲掀开了政治门争的序幕。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知道无法掌控全局，在各方势力的压力下，最后选择驱逐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新加坡独立建国，亦象征族群政治再次取得胜利。然而，新马分家的事件，却对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马来人来说，人民行动党的动作，加深了他们的不安和恐惧;从非马来人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挫败，令他们从认命转为忧虑。这两股情绪，亦在不断累积能量，并在数年后引发了一场政治与族群的危机。

三、「513事件」与族群关系

「513事件」是在族群利益冲突和长期误解等情况下酝酿而成的，其导火线是1969年的全国大选。因此在探讨「513事件」时，须先了解1969年全国大选的情形。1969年大选是婆罗洲的两个州（沙巴和砂劳越），自1963年9月16日与马来半岛合并成为马来西亚后首次参与全国大选。因此国会议席的数目也由上届的104席增至144席，而州议席方面也从282席增至362席。①不过由于沙巴州的州选举已先在1967年4月举行，因此该州是唯一州选举未与国会选举同步进行的州属。
①《南洋商報》(新加坡)，1969年4月4日。

选前联盟相当乐观面对1969年大选，并预测可以如上几届取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国会议席，这是基于与印尼、菲律宾的领土冲突已获得解决。另一方面，在选举提名当天（1969年4月5日），联盟在19个国会选区不战而胜，①这都大大增加联盟的信心。该届选举联盟面对几个主要在野党的挑战-泛马回教党、民主行动党、②民政党、③人民进步党和④马来亚人民党。⑤开票的结果与联盟的预估有颇大的落差，联盟在半岛的104席国会议席中只获得66席，虽仍获人民的委托重新执政（即使砂、沙两州的成绩尚未揭晓），但是再无法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数优势但是再无法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数优势。联盟在半岛的多个州属亦遭到不同程度的挫败（请参阅表一和表二）。这次选举对联盟而言是心理上的挫败大于实质的挫折，马来人的不安令选后的局势变得不平静。

①在野党在这19选区都没有派出后选人。 《南洋商报》(新加坡)，1969年4月6日。
②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源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eople Action Party, PAP)。当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留在马来西亚的分部组织为了继续生存，而转化成民主行动党。
③民政党，全名为马来西亚民政运动（Gerakan Rakyat Malaysia），该党是由林苍佑、陈志勤和王赓武等所创立。部分创党人是欲使民政党成为马来西亚各民族的政党。但是，在1972年当陈志勤与林苍佑，就民政党与联盟合作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毅然退党后，民政党便转变成一个以林苍佑派系为班底、槟城州为根据地，以及华人为主导的政党。
④人民进步党（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其前身为霹雳进步党（Perak Progressive Party），该党于1953年1月11日在霹雳州（Perak）怡保市（Ipoh）成立，1956年3月易名。创党人是两位锡兰淡米尔裔律师SP Seenivasagam和DR Seenivasagam兄弟。
⑤马来亚人民党（Partai Rakyat Malaysia）是由Ahmad Boestaman、Ishak Muhammad和Burhanuddin Al-Helmy所创立，该党是一个具浓厚左倾色彩的政党。

表一：1969年大选马来半岛各政党在国会所赢取的席位

	联盟	民主行动党	泛马回教党	民政党	人民进步党
玻璃市	2
丁加奴	4		2
雪兰莪	9	3		2
彭亨	6
柔佛	16
吉打	9		3
森美兰	3	3
马六甲	2	1
槟城	2	1		5
吉兰丹	4		6
霹雳	9	5	1	1	4
总数	66	13	12	8	4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新加坡)，1969年5月12日，第10版。
※马来西亚人民党和独立人士没有获得任何国会席位

说明：马来半岛的国会议席共有104个议席，本表所列仅有103席，其原因是有一席因马六甲（Melaka）联盟候选人的逝世而必须另行补选，该席位因而并未计算在内。该选区的议席在后来的补选中仍由巫统的候选人所赢得。

表二：1969年大选马来半岛各政党在州议会所赢取的席位

	联盟	民主行动党	泛马回教党	民政党	人民进步党	马来西亚人民党	独立人士
玻璃市	11		1
丁加奴	13		11
雪兰莪	14	9		4			1
彭亨	20			1		2	1
柔佛	30	1					1
吉打	14		8	2
森美兰	16	8
马六甲	15	4		1
槟城	4	3		16		1
吉兰丹	11		19
霹雳	19	6	1	2	12
总数	167	31	40	26	12	3	3

资料来源：《星洲日报》(新加坡)，1969年5月12日，第10版。

从表一、表二可以清楚的看到，联盟除了无法在国会掌握三分之二的绝大多数议席外，在州选举的表现也不太理想。联盟不但丧失了槟城（Pulau Pinang）和吉兰丹（Kelantan）两州的执政权，在丁加奴州（Trengganu）也只以略过半数的议席勉强保住州政权。在雪兰莪州（Selangor）和霹雳州（Perak）这两个联盟的堡垒，竟然出乎意料的无法夺下过半数的多数议席。这种局面所蕴涵的不稳定性正是「513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

联盟的两个主要成员党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在这次选举中遭到城镇的非马来人选民的唾弃是导致联盟遭到挫败的原因之一。当时首都吉隆坡的4个国会议席皆分别落入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4位在野党候选人之手。①在野党在首都选举中的大获全胜令两个在野政党的支持者沉醉在胜利的喜悦当中。5月11日选举成绩揭晓后的当天傍晚至第二天晚上为止，两党的支持者在吉隆坡市区举行喧闹而充满挑衅意味的胜利大游行，又继以无数的小规模游行。②另一方面，两党的青年支持者向当时雪兰莪州务大臣哈仑(Harun bin Haji Idris)位于拉惹姆特路(Jalan Raja Muda)的官邸前进，毫不客气的促哈仑搬离官邸（联盟在雪兰莪州只获得28席中的14席，因此联盟无法组成州政府）。非马来人在祝捷游行中的种种无礼举动，显然是认为巫统在雪兰莪州的挫败，也是马来人的间接失败。
①《南洋商报》(新加坡)，1969年5月12日；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 Singapore, 12 May 1969.
②The National Operations, The May 13 Tragedy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1969) pp.29-35.

在野政党的举动使得马来人的愤怒情绪达至极点。5月13日傍晚，巫统雪兰莪州分部发起一场反制性的大游行，群众在还未照预定时间出发前，即因为闻获吉隆坡文良港区(Setapak)的马来人已被华人攻击的传言而失去了控制，开始蜂拥至华人聚居的闹区攻击、砍杀路人并纵火焚烧华人的商店与车辆。在这个过程中，华人和印人也开始纠众反击，于是暴动终于爆发。①
①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May 13-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Utusan Melayu Press, 1969) pp.94-95.

1969年5月13日爆发的种族流血冲突事件中，都会吉隆坡首当其冲，各族人民均有死伤。据当时的非正式统计，首都的暴乱进入第二天之后，丧生人数已经超过30人，而受伤的人数也达至110左右。①这起冲突事故，按官方事后统计，丧生人数共196人（其中华人143，马来人25，印度人13，其他种族 15），受伤人数共439人（其中华人270，马来人127，印度人26，其他种族16）②。
①《星洲日报》(新加坡)，1969年5月15日；《星暹日报》(曼谷)，1969年5月15日；Berita Harian（每日新闻）, Singapore, 15 May 1969；The Straits Times（海峡时报）, Singapore, 15 May 1969.
②The National Operations, The May 13 Tragedy, pp.88-90.

种族的骚动和暴乱达致如此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地步，使到政府有点不知所措。为了制止暴乱进一步的恶化，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根据宪法第150条文第二项规定，在5月14日晚上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宣布最高元首已施行紧急法令以应付目前骚乱。①中央和沙巴及砂劳越两州正进行的选举也在紧急法令实施后暂时中止。第二天首相兼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在党内少壮派的压力下，宣布成立以当时副首相敦拉萨为首的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其成员包括：Tun Dr. Ismail，敦陈修信，Tun Sambanthan，Hamzah bin Dato Abu Samad，武装部队参谋长Tunku Osman Jiwa、警察总长Tan Sri Salleh和外交部常务秘书Tan Sri Ghazali bin Shafie。敦拉萨作为全国行动理事会的主席，其权力是由最高元首处获得。从当时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只成为紧急状态时候的内阁首长，而并非全国行动理事会成员和只能向全国行动理事会提出忠告的情形看出，敦拉萨已经全面掌控行政、军事等权力。②「513事件」也在全国行动理事会的处理下，逐步稳定了全国骚乱的局面。
①《星洲日报》(新加坡)，1969年5月15日。
②RKVasil,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0) p.184.

新马分家之后，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就存在了许多的不满，1969年的选举，非马来人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他们的诉求，这也激化马来人的危机意识。这两股能量在选后达致沸点，最终引发了流血的冲突。联盟时代亦在冲突后数载宣告结束，而在1970年代执政团队重新调整执政方针与策略。

四、族群政治的巩固:国民阵线

1969年10月8日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报告书，详述「513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将来应对的方案。该报告书的内容是根据「马来西亚」就是「马来人国家」的立场，来指责非马来人这些外来移民，如何不守本份，如何不肯向马来政治权威及文化效忠和认同，以致引发马来人的猜忌造成种族冲突的悲剧，最后主张把宪法中有关种族关系及马来人特权条文（第153条）视为「已被深切及坚决制定的条文」，不准加以任何质疑；并主张以这些条文作为基础以来恢复民主宪政①。
①The National Operations, The May 13 Tragedy, pp.82-87；Berita Harian（每日新闻）, Singapore, 9 Oktober 1969 and 10 Oktober .

从报告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未来主政的巫统领袖，将会以马来人意愿为依归推动国家的政策，并进一步否定联盟政府与巫统元老派一路来为顾及种族和谐，主张缓慢调整各大族群在社会各领域实力的温和路线。 1970年8月当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宣布辞去政府和党内的所有职务下野后，也正代表着协商温和路线的结束。继位的敦拉萨开始执行「513」报告书的积极政策，并对各族群在政、经、文、教的地位作出调整。

为了联盟的永续执政，敦拉萨上台后，在内是整顿联盟，对外则是积极拉拢各州的在野政党。经过四年的努力，各地的在野党纷纷投向联盟阵营。敦拉萨亦在敦拉萨亦在1974年6月1日宣告成立国民阵线，成员除了联盟的三党外，更增加了回教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砂劳越联盟各党，使得国阵成为一个大结盟。

国阵的成立，对马来西亚的政治有着多重的意义。敦拉萨成功「招安」各路的反对力量，瓦解了在野的势力，使国阵的政权能够进一步巩固是其一;马华与国大党的代表性和政治力量，因为联合政府的扩大而被削弱是其二;执政组织的重整，巫统是国阵团队里头的最大得益者，该党由联盟的「一大二小」①，变成「一大多小」的局面是其三;1974年国阵的成军和「513」的梦魇，强化了族群政治是其四。
①一大是巫统，二小是马华和国大党。

强大的执政队伍，在野党的溃不成军，使敦拉萨领导的政府，以强制的手段实行种族比例分配制度，打破社会上各族群在工、商、教育及其他领域的隔离现状，给予重新分配，其中包括了政府将在设立商业与工业企业方面，采取直接和积极的方式，先由信托方式管理，最终将移交给马来人，以此来保障马来人的特权①。
①Rancangan Malaysia Kedua 1971-1975（第二个马来西亚五年发展计划1971－1975）(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inter, 1971) pp.1-3；《南洋商报》(马来西亚)，1971年5月28日。

经历1969年的「513事件」后的第一次全国大选，新成军的国阵取得大胜，在154席的国会议席中，得到了135席。压倒性的胜利①，加速了以马来人为主政策的推动，族群政治成功渡过危机，而且更趋稳固，多元政治的力量几乎消失殆尽。敦拉萨于1976年逝世后，继任的胡先翁(Hussein Onn)，以及后来的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都在敦拉萨推行之政策的庇荫下安坐江山。 1978，1982和1986年的选举，国阵都是轻松过关，形成了独霸的局面。
①NSTP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Elections in Malaysia:A Handbook of Facts and Figures on the Elections 1955-1986 (Kuala Lumpur: NSTP, 1990)pp.55-61.

族群政治在1969年后是进一步强化，并且继续主宰了往后三十多年的马来西亚政治。元气大伤的在野力量，根本无法撼动国阵的铁桶江山，而巫统亦在国阵架构下逐步壮大。巫统国会议员的人数占了国阵团队的一半以上，更加巩固了巫统在国阵中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垄断独霸的情形，直至1987年巫统出现党争，吉兰丹州皇族兼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在挑战巫统主席马哈迪失败后，另组46精神党与之抗衡，才让族群政治出现了一个小缺口。

1990年的全国选举，46精神党成功拉拢在野的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组成了一个松散的结盟组织以挑战国阵。当时提出了「两线制」(强大的在野党，以制衡国阵)以否决国阵独大的局面。在选前虽有沙巴团结党(Parti Bersatu Sabah)的宣布退出国阵加入在野团队，①但是最终仍无法动摇执政党三十多年的江山。国阵仍成功击退来势汹汹的在野政党，在180席国会议席中，赢取了127席（超过超过2/3）执政。
①《星洲日报》 (马来西亚)，1990年10月16日。

1990年两线制的失败，是许多因素所造成的。在野力量空有结盟之名，却无联合之实，因为回教党倡导的「回教立国」目标，令非马来人心生畏惧;反观民主行动党，则是被马来人视为「华人沙文主义」的政党。两党无法得另一族群的信任，在选举无法发挥互补的效应。沙巴团结党投向在野阵营，虽然曾一度打乱国阵的选举政策，但是国阵马上祭出宗教与族群牌和召唤「513」的幽灵，令情势再度逆转。国阵在竞选期间，全力丑化在野阵营的46精神党与天主教的沙巴团结党和「华人沙文主义」的民主行动党合作，将会出卖马来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再次以513事件来「提醒」非马来人选民。最后则是经济因素，马来西亚在1990 年代，经济蓬勃发展(每年都有将近9%的成长)，亦令选民没有思变之心。

在野结盟的脆弱关系，加上国阵的见鏠插针，经济一片大好，令在野党在1995年的选举完全处于劣势。选后46精神党的解散和归队至巫统，令巫统声势大振，掌舵人马哈迪之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1997年的金融风暴，以及副首相安华(Anwar Ibrahim)被控贪污与奸淫罪入狱。支持安华的人士组成了人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并推举安华的太太旺亚兹沙(Wan Azizah Wan Ismail)为领导人，投入了1999年的全国选举。沉寂了9年的「两线制」伴随「安华效应」对国阵再次造成了相当的威胁。然而国阵手中的族群牌、 513事件牌和发展牌仍然奏效，成功化解在野党的挑战，再度掌握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

2003年马哈迪的退位，继任者阿都拉(Abullah bin Badawi)，以温和、中庸及清廉的形象上台。 2004年的大选，国阵在阿都拉清新形象的加持下，取得了国会9成的席位(在国会议席219席中赢得199席)。国阵大胜背后是有着许多选民的期盼，而在野党则是空前惨败。

族群政治从1955年至2004年，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曾面对多次的挑战，但是越挫越勇，从联盟到国阵，族群政治是不断在强化。这种情形到2004年达致高峰，然而，环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工商业的激烈竞争，为马来西亚的政治造成了冲击。这些都是长胜将军-国阵所忽视的，他们总认为族群牌、宗教牌、发展牌和513牌是他们的必胜保证。短视和拥抱旧时代的领袖，将面对一个突变的未来。

五、结语

以巫统为首的执政团体(联盟至国阵)，致力的是单一族群的利益，而忽视积极推动内部的整合来强化国民的凝聚力。马哈迪曾在1980年代，提出 2020迈向先进国的宏愿，但是缺乏政策的配合，宏愿就停留在口号的阶段，无法凝聚国人的共识。长期的执政，亦让这个执政团体从温和的民主政体演变为徒具民主形式的威权政体。在国家里头是国阵独霸，而在国阵内则是巫统一党独大。这种发展导致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从建国的协商体制，演变成当下的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

长期执政与独霸的局面，使得巫统逐步将其霸权建立于各族代表模式之上，并以马来主权论述为其核心，而马华、国大党和东马的各族群政党，都是这个霸权结构底下的组成份子。这种有协调之名，但无协商之实的体制，只会不断增加国家内部的矛盾因子，导致社会离心离德，而造成社会成本不断的提高。

族群政治协商机制的停顿，社会不满声浪的升等，仍无法令一个50年不败之执政党醒觉。 2008年3月，拥有庞大行政资源的国阵，在国会宣布解散后，就不断的打发展牌和利用媒体丑化三个在野的政党(民主行动党、回教党和人民公正党)。族群政治仍是这次选举的主轴，族群利益的分配成为了执政党巩固政权的手段。马华总会长黄家定更在投票前夕，用「513事件」来提醒华人选民，为了族群在政府的代表性和权益，不要削弱马华在政府里头的政治力量。①施政的好坏，依然不是选举的主轴，族群利益才是选民投票的指标。执政党，一直教育选民，以此来巩固政权。
①《星洲日报》(马来西亚)，2008年2月29号。

国阵的不败记录，使选前许多的预测都认为国阵虽然无法取得上届(2004年)的辉煌胜利，但是应该仍可取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然而，选举的成绩令许多选举的成绩令许多人大表意外，国阵在今次大选面临建国以来的大挫败。国阵在该届国会选举取得140席，成功保住政权，但是无法夺下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在州议席方面，国阵除了无法光复吉兰丹州外，更失去了吉打、槟城、雪兰莪和霹雳四州的政权。在13州的政权，国阵也失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江山，更甚的是在首都吉隆坡，在野三党囊括11个国会议席中的10席，国阵只赢得1席。这次选举在在显示城乡选民都对国阵的不满，国阵能够保住政权，主要是东马两州(沙巴与砂劳越)没有随半岛吹起反风，不然国阵可能沦为在野政党。

三个主要的在野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他们而言，可能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在选前民主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就表示，要否决国阵三分之二议席是一项因难的任务，因为国阵有许多的保垒区，而且选区不断的重划，是相当有利国阵的。这次的强大反风，让许多昔日的保垒都变天，这是国内三大族群的选择，使国阵兵败如山倒。

国阵在今届选举的大败，主要是在于部分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都将选票投向在野的三党。这次的选举也是马来西亚族群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走过 18年的两线制终于在2008年的3月8日露出了曙光，族群政治亦开始渐失光芒。国阵在1990年代成功击退在野党的挑战，逐渐变得傲慢，根本无视人民的诉求，以为族群政治是永续执政的万灵丹，而不以天下苍生为念。

马来西亚在近来来经济停滞不前、治安败坏、百物上涨，令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窘境。一族优先的经济政策，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上，三族的百姓都尝尽苦果，尤其印度族群更遭到边缘化。这些不满的因素使他们最后将选票投给在野政党，许多国阵的保垒区都纷纷易手，许多资深的部长也中箭落马。

大马人民在2004年大选是对首相阿都拉寄于厚望，但是国阵在这三年多的表现，令人民失望，因此他们用选票表达了不满。不把人民的幸福摆在首位的执政者，最终会遭到人民的唾弃。这次国阵的大败，不但改写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史，而且也使政治界出现了大洗牌，首相阿都拉的政治前路更是危机处处。在野的公正党顾问安华，则在这次选举中崛起，成为在野党的共主。在野党掌握了5州的政权（包括了富庶的3州-槟、霹、雪)，资源也随着增加，这都为他们在未来问鼎中央打下了基础。

族群政治在2008年的顿挫，并不代表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将步入历史。巫统与国阵仍掌握中央的庞大资源，只要积极进行改革，下一届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况且在野三党（胜选后组成人民联盟)的胜利，是否能够持续至下一届，仍有待往后在5个州属的执政表现。多元政治在族群政治的压缩下，终于成功冲破一个缺口，然而今天只是让民主与多元迈出了一小步，未来的道路仍是荆棘满途。